義者。
正象韋茨曼於1945年8月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上講到的那樣，“中東正在造成許多新的事實，據推測這些事實不利於這個問題。”而其中主要的事實是阿拉伯國家聯盟作為一個鬆鬆垮垮的邦聯於，1945年3月宣告成立，這個邦聯在其憲章中立誓要抵制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的種種政治目標，這使它的英國倡議者很有點為難。這些政治目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納粹滅絕政策的壓力下，已經找到了極端的表現，而當時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運動和巴勒斯坦猶太人的那些猶太復國主義者操縱的機構，已經勢不可擋地採取了1942年初的“比爾特莫爾計劃”。他們當初曾經要求在委任統治下把整個巴勒斯坦領土建成一個猶太國，作為保證在移民和購買土地這些大事上有完全自由的唯一手段；但由於英國在中東有著重大的利益，它需要去研究阿拉伯的各項要求，如同它需要去研究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主張的各項要求一樣，所以，猶太人在委任統治下並不曾得到移民和購地的自由。
早在1945年5月22日，就在歐洲臉利日過去了僅僅兩週以後，猶太代辦處已經向英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後來塞繆爾勳爵在上院把這些要求描繪成“一種造成慘重損失的政治錯誤”，這些要求包括政府接受極端的比爾特莫爾計劃：
（一）應即決定把巴勒斯坦建成一個猶太國，並將決
（二）授予猶太代辦處一切必需的權力，以便使盡可能多的猶太人有可能來到巴勒斯坦落戶，並全面而迅速地發展這個國家的一切資源，特別是土地和動力資源：
（三）給予國際貸款和其他幫助，以便第一批一百萬名猶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並促進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雖然丘吉爾作了答覆：巴勒斯坦問題一定要等待大國在和平會議上加以研究，儘管巴勒斯坦的希伯來報紙採取慎重態度，但工黨在英國普選中獲得的大勝，還是在該地區的猶太社團中間放出了“一個無限樂觀的訊號”，誠然，長期處於反對派地位的工黨的一些決議。已經一貫地激起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希望，而在1944年甚至已經超過了他們所表示的要求（他們只要求在巴勒斯坦有放手處理的權力）。
在選舉結果公佈一星期後，即8月1日，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在倫敦召開，韋茨曼博士表示了這種信念，認為從貝爾福宣言以來，他已採用與英國政府合作的辦法，試圖駕御猶太復國主義的政策，而這種辦法隨著工黨的執政可能有一個更好的機會，特別是因為英國政府的反對派依然是由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老朋友丘吉爾領導的。另一方面，猶大代辦處的執行主席和巴勒斯坦猶太人孚有眾望的領袖戴維·本一古裡安，對他的聽眾的過度樂觀發出了警告；決定性的考驗將是新政府貫徹白皮書的行動，所以他號召“對白皮書政策的施行，不管採取現在的形式還是採取修改過的式樣，都要作消極和積極的抵不著象現在那樣的種種限制”，以便成立一個“幸福、自由和繁榮的巴勒斯坦猶太國”。然而，這些括應該同摘自多爾頓演說（修正稿校樣）的下列一段加重點號的話連起來讀：“這不是一件應該認為要由英國政府單獨負責的事情。如果我們要獲得一個意見一致的居留地，如果這個居留地經過年復一年的變化堅持下來而不動搖的話，它必定要得到美國、蘇聯和英國政府的擁護和支援”，等等。
猶太代辦處的政治部領導人摩西。謝爾托克（後甸沙雷特承認，現在沒有希望在猶太復國主義計劃的基礎上同拉伯人達成定，而猶太代辦處卻在盡力辯論：同巴勒斯坦問題密切有關的主要是各大國、全世界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世界的其餘部分，除了聯合國成員國的身分以外，在這件事情上是沒有地位的。這樣，就在大戰剛結束的日子裡，猶太復國主義者沒有得到他們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前輩政治家的任何警告，就向英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激烈要求。一年之後，丘吉爾在下院說：如果他在普選中恢復執政的話，他打算，“就在戰後初期的討論中，把下列問題向我們的美國朋友提出，要麼他們應該參與這個猶太復國主義問題。。以同等的條件平均分擔義務，來幫助我們，要麼我們應該辭去我們委任統治的任務”；凡是“超過委任統治國所同意的猶太復國主義政策的全部重量”，都是對英國的一種“不公平的負擔”，而對我們帝國說來是“休慼相關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卻在誠惶誠恐，並且同我們疏遠起來，而美國。。。和其他國家卻以完全不相干的自由態度，坐在界線外批評著我們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