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波茨坦會議上，丘吉爾和（隨著普選的結果而發生的政府變動以後的）新首相艾德禮同杜魯門總統討論了巴勒斯坦問題，希望完成一個公共輿論是全部贊成“把孩子們送回家裡去，”而反對承擔政客們（後者定要堅持1939年白皮書的信件；他們威脅說，如果射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要求投降的話，他們就要採用暴力手段）雙方散佈的激烈宣傳，英國工黨政府就設立了一個內閣附屬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問題，卻搞得左右為難，因為工黨當初在承擔執政責任以前，對猶太復國主義所許諾的義務，同門負責中東事務的常設官員們在當前提出的勸告之間，顯然存在著鴻溝。由於戰爭的結果，英國物資力量的衰落，增加了英國在中東的戰略地區維護睦鄰夫系的重要性，從的黎波里塔尼亞到波斯灣口的這個三千英里寬的國家集團，其中部的三分之——包括從埃及到伊拉克——大多數穆斯林阿拉伯人，對於在巴勤斯坦問題上具有政治意義的主張，從來總是敏感的。
人們記憶猶新的是，本一古裡安曾經在倫敦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上說過，同1939年白皮書有關的行動，將是對新政府一場決定性的考驗；這個檔案強行規定的七萬五千名移民限額，現在只有千把人到達巴勒斯坦。在工黨政府執政的頭十天內，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團（由本一吉里安領導）再次對新任殖民大臣（喬治，以後更名為第一代霍爾子爵）提出了曾於六月中旬向丘吉爾政府提過的那個要求；立即發放十萬張移民許可證書，以滿足對集中營內發現的猶太人倖存者作好安排的緊迫需要，並立即宣佈巴勒斯坦應成為一個猶太國。工黨成員理查德·克夢斯曼，對巴勒斯坦問題深感興趣，而對猶太復國主義者這一邊表示同情，他後來評論說，這是一次“災難性的會見”。殖民部於8月25日答覆，提出了一個看來是主要想給政府爭取喘息時間的建議：白皮書限額中留著來用的約莫兩千張許可證，應該首先予以分配。或許殖民部希望謀求阿拉伯人同意繼續移民，每月移入一千五百人——即按照1937年皇家委員會提議的限額增加百分之五十，萬一它初步建議的分治不被接受的話。而猶太代辦處認為這個建議完全不適當，就簡單化地予以拒絕了。同時，杜魯門總統已受到了強大和一致的壓力，要他去支援當時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正在提出的種種過分的要求。美國四十八州中，有三十八個州的州長，最近支援了一個請願書，要求杜魯門採取步驟為猶太人的大量移民和殖民開啟巴勒斯坦的大門，並“在儘可能早的時間內”為了確定猶太民族獨立，把巴勒斯坦改成一個猶太人的國家。
8月31日，杜魯門對艾德禮傳遞了他提名參加難民問題政府間委員會的代表所提出的那個建議，即對德國猶太難民應同意發放十萬張進入巴勒斯坦的移民許可證，還評論說。德國猶太難民問題的主要解決辦法，看來在於迅速撤走“儘可能多的猶太人。。把他們遭到巴勒斯坦去。如要收到實效，此舉就不應拖延”。據悉英國首相於9月對此回答說，移民政策有利於猶太復國主義的任何根本改變將取決於美國，它要準備為維護巴勒斯坦的安全分擔義務。這個條件曾在波茨坦會議上向總統建議過，但為總統所拒絕。
“抵抗”、“戰鬥”、“進攻”和“鬥爭”是8月間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上所用的關鍵字眼：而美國和英國政府的利益很不相同，所顯示的融響也很不相同，它們就這樣神經質地觸動著兩個單獨的然而又相互聯絡的問題，即：
歐洲猶太人沒有家園的問題，巴勒斯坦在其中東環境中的前途問題。而猶太代辦處工作人員中有一批急躁的“行動主義者”，為了迫使英國政府從猶豫不決的一手轉向堅決行動，同背禽猶太代辦處當局的那些極端派組織的“持不同政見分子”，已開始在搞陰謀策劃。猶太代辦處在不到上年前曾強烈地斥責極端派的暗殺活動，而後者最近一直在實施他們的威脅：“英國的歐洲勝利日就是我們的進攻日”。
8月，三十七歲的摩西·斯奈博士（近在194O年他才從波蘭到達巴勒斯坦，並立即在猶太復國主義黨中取得一個領導地位）已被增選為猶太代辦處負責人）成為那個主要的猶太復國主義地下活動淮軍事組織——“哈迦納”的司令，有人認為“哈迦納”約有六萬名主要是為了自衛其居留地而裝備和訓練起來的成員。早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上，斯奈就說過。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得不發明新的方法去抵抗自皮書的全部政策。他們不得不只當這個檔案並不存在那樣去行動。他們不得不公然違抗白皮書的規定，而這並不意味著恐怖行動”。然而，他回到巴勒斯坦時，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