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此後即開始有意放棄以干涉為後盾的金元外交，轉而採取了一種新的“睦鄰政策”。1939年3月15日前夕，即在1938年12月9日至27日的利馬會議上，這一睦鄰政策的確立、實施及其迅速取得的成功達到了高潮，這在本叢書其他各卷均有論述。政策的新轉變在那麼短的時期內就使美國同拉丁美洲的關係的氣溫有了顯著的改變，這主要應歸功於美國人民及其政府。斷然放棄代表美國公民在拉美國家的私人利益的武裝干涉，甚至連外交壓力也放棄，這就迫使美國商業的投資在某些方面不得不蒙受嚴重損失，未來的利潤也勢必蒙受令人失望的削減。拉美各國政府使美國商業利益蒙受損害的若干措施是粗暴的、專斷的，而且在美國輿論看來是不公正的。儘管如此，美國政府還是能夠為推行其睦鄰政策而付出此項代價，沒有遇到來自國內方面的重大反對。在一個慣於在華盛頓進行院外活動的商界掌握政權的國家中，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此種民族誠意的重大跡象，毫無疑問，主要應歸功於拉美方面由於美國政策的新轉變而作出的又迅速又熱情的反應。金元外交對阿根廷的損害並不大，但它一向愛把自己看作是拉丁美洲的首要國家，所以對美國可能還是忿忿不平。在阿根廷民族主義者的心目中，美國對他們的根本觸犯乃是雙方在力量和土地面積方面的懸殊。相形之下，阿根廷和巴拿馬都成了侏儒，而北美巨人長長身影的一端則投射在拉普拉塔的河面上。然而，大多數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包括舊恨最難消除的墨西哥在內，這時全都深信，美國對它們所作的新表示是誠摯的，握住當前伸向它們的這隻有力的手，對於它們自己是有好處的。
理想主義與開明的利己主義是美國推行睦鄰政策的主要動力。大家都覺得一心推行強權政治是非美國式的，從擴大的視野說來，激起拉丁美洲人心底裡的惡感的金元外交被認為是不利於美國的利益的，儘管也許並沒有舊政策的受害者要把憎恨轉變為有效的行動的前景。在美國政策轉變以及隨之而來的公理上的趨向變化以後，美國和拉丁美洲國家都已開始自覺地感到，當前自然呈現的是一種需要協調和合作的新意圖。這時是在1933年，當時德國步義大利後塵，在政治上也轉了向，接著是在1936年，這兩個極權主義國家又通力合作結成柏林…羅馬軸心，於是一個新的陰影——這一次是來自歐洲的即將到來的侵略的陰影——投射到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洲的土地上。自神聖同盟國家企圖透過各自的武裝干涉，不成熟地陰謀恢復西班牙政府對西班牙西印度群島帝國的起義移住民的統治（當時被英國制止了，這當然使美國滿意並感到欣慰）迄今，已有一百多年過去了，拉丁美洲還沒有遇到過這樣嚴重的威脅。
1939年春天，納粹德國手裡握著好幾張硬牌，時機一到，就要同美國玩一場權力競賽，以便執拉丁美洲之牛耳。
第一張牌是經濟上的，德國已經在玩了。儘管加勒比海周圍的熱帶和亞熱帶拉美國家的剩餘產品多半正是美國所缺少的，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溫帶和亞溫帶國家的剩餘產品卻多半隻能用來補充美國國內同類產品的不足，因而在美國就找不到太大的市場。可是，這些產品在西歐的主要工業國家卻有著天然的市場。英國和德國的港口離巴西和阿根廷的港口較之離美國的港口並不遠；加之英國和德國的工業生產同國內食品生產不相平衡，它們只有在工業生產的製成品方面才遠遠超過國內的需要，而美國則不同，它的國內食品生產也同工業製成品一樣，都遠遠多於國內市場的需求量。因此英國和德國的工業製成品就有優先的機會同南美的食品和其他農產品展開大量的交換。而由於首先有權向英國市場提供食品的是英國的各自治領——這原是出於感情上的原因，後來成了1932年渥太華協定的財政條款，——因此德國在向拉丁美洲進行貿易的競爭上，就有了優先於英國和美國的內在的有利條件，姑不說它在拉美也象它在東歐那樣，憑納粹手法以易貨為基礎，在政府間進行雙邊貿易而取得直接與暫時的勝利。
但是，不論是德國的策略手段也好，或者是它沒有預先承擔為拉丁美洲以外的其他地方生產的食品提供市場的義務也好，都還不足以說明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裡德國的南美貿易成功地趕上英國的原因。德國商業神通廣大的一個重要的然而是完全合法的原因，是德國商人願意在南美城市定居（而且不只是在各共和國的首府定居），娶南美女子為妻，逐步建立自己的商行，生活在他們自己所選擇的國家。英國商人則相反，除極個別外，他們居住在南美不過是臨時性的，有些還可能多少有點兒苛求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