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是失敗的條約，都是以自信的心情並懷著希望簽訂的。夷平我們天然國境線的1815年條約，我國大部分人接受時都鬆了一口氣。1871年的法蘭克福條約在法國引起的只是一個反響，即希望復仇。另一方面，標誌我國最大勝利的條約，即凡爾賽和約，卻被改變為保證“安全”的形式。我們謀求的不是幾年安全的問題，不是為了有必要的時間去檢修一個飽經戰爭創傷的國家，而是要謀求永久的安全。我們需要的是千百年的安全，能安全地走向世界末日，走向最後審判的日子。
法國就是在此種疲憊不堪的困境下開始爭取它的二十年休養生息，以待它的元氣得以恢復。
為防範德國的報復，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問題是，在它的西翼，如果得不到美國作為後盾，至少也要取得英國的支援，在東翼則要得到大陸上的一個或幾個盟國的支援，至於那些德國要爭取它們行動起來威脅法國的南翼並切斷它同海外領地的交通線的國家，法國至少也要爭取這些國家嚴守中立。在二十年和平開始初期，法國人中間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儘管有相當大的分歧，但在總體上看來，還不至於顯得不可調和。右翼所設想的是舊式的聯盟，左翼則從集體安全考慮。根據法國在勝利後的歐洲大陸的地位看來，這兩種體系好象是可以融合為一的。在1934年巴爾圖當權的短暫期間，這兩種體系似乎正在合併成一個大同盟，它至少會得到大多數日內瓦國家的消極支援的。
不過那時在法國人觀點上的另一種分歧也變得逐漸明顯了，即和平主義者和其他人之間的分歧。一方面，右翼和左翼的和平主義者都夢想有一個斯堪的納維亞式的法國，又富裕又顯赫，不捲入國外的糾紛，永遠保持中立；另一方面，有些人則認識到，法國的富裕是潛在的，實際上是又弱又窮，還不具備享受此種幸福的任何條件，而法國所羨慕的那些中立國家的幸福，正是因為法國和英國尚未退出國際政治舞臺而才獲得的；如果法國不接受歷史傳統上應負的責任，法國的傳統政治思想全都無從實現，法國的物質利益也得不到保護。除了全國大部分人在看法上有此種分歧外，正如上文所指出過的那樣，共產黨人還持有第三種觀點，在他們看來，“約櫃”是在莫斯科，不是在巴黎。
在外交政策上的觀點發生此種兩極分化的演變，首先是由於前面已說過的疲憊、沮喪和在國內事務上的分裂等現象，此外又日益感到法國軍事力量的薄弱。但和平主義的增長也是由於在外交政策領域內的迭遭挫折和曖昧不明。當法英美三角同盟流產後，法國在深感失望之餘發現英國的戰後情緒是不可能結合成歐洲和平組織的，無論是按日內瓦議定書的方針（左翼的理想）或按大陸聯盟的方針（右翼的理想），都不可能同英國結成任何形式的聯盟。其結果就締結了折衷的洛迦諾公約，從中得到好處的是德國，這在三十年代業已日趨明顯。
當法國與位於德國和蘇聯之間的一些新國家或大為擴大了的國家的緊密關係都已在鬆懈時，洛迦諾公約標誌著一個重要階段。然而這還有其他的和十分重要的原因。法國的渴望安全並非出於儼然以領導者自居而非受人尊敬不可的態度。法國的穩定和自足的經濟，無論在思想意識上、資本或市場吸引力上都不能為多瑙河和維斯杜拉河的農民國家提供它們需要從一個大國獲得的那種富有生氣的推動力。這裡產生的問題和法國同它的殖民地的經濟關係問題相類似。最後，法國在其盟國中所享有的文化上的威望也並不是象很多法國人所想象的那種性質了，當它的失效被發現後，便激起一陣辛酸和失望。不僅有關國家的講法語或讀法文的這一階級正處在社會和經濟解體的過程中，就是法國的文學藝術，從任何國家大多數居民的觀點看來，在兩次大戰之間也成了世界上最高深莫測的事物了。在波蘭、羅馬尼亞或南斯拉夫的德國商業兜銷員，沒有必要去和他們的法國同行相比，即便同法國的講師及外交官相比，他們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較高的發展水平，就可以作為更易理解和更為恰切的楷模。
喚起法國輿論注意法國的東方聯盟已在削弱的第一個具體事實是1934年1月的德國…波蘭條約。不過法國已為它自己放棄早先的立場作出了先例．因為它已在1933年參加了墨索里尼提議的四國公約。失去的陣地可以收復這一點從巴爾圖出訪小協約國的各個首都時所受到的接待中已經表明了。但巴爾圖被謀殺所造成的局勢，不但對法國的盟國，而且對法國的輿論，都帶來了最嚴重的災堆性後果。他的繼任者是賴伐爾，從理論上講賴伐爾是在推行其前任的政策，但在事實上，他卻在竭盡全力地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