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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左方面，共產黨人將近二十年來都在建設一種運動，其組織比極右方面的任何運動更為嚴密，更有理論訓練，基礎也更為廣泛。誠然，火十字團有一個時期改組為法蘭西社會黨，其黨員人數曾超過共產黨．但它為此付出的代價則是完全喪失了行動的能力。共產黨也曾有過它的衰落和失敗時期，但它從未失去恢復和復興的能力，它驅逐了黨內的異端分子，黨的實力從未受到嚴重損失，它終於證明自己在受迫害的情況下是有生存能力的，即便是在1939年以前，它已經顯示出驚人的運用策略的能力，在團結群眾的戰術方面有運用詭辯術的能力。
法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有其國際基礎的，它是法國最激烈的反軍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大聲疾呼的繼承者，它鄙視馬賽曲，它使用“普恩加賚等於戰爭”這類的口號。可是，它在1936年競選活動中，卻貼出了在凱旋門上高唱馬賽進行曲浮雕複製品的宣傳畫，它要求的是一個“自由、強大、幸福的法國”，對於廣大群眾來說，所表現的肯定是一種徹底的民族主義者的態度。一旦它對馬克思作了足夠靈活性的解釋，擺脫外國化的專門術語，形成令人回憶雅各賓時代的、生氣勃勃的法國人自己的風恪，它覺得披上一件民族主義的外衣並無多大困難，這與法國工人階級的深邃本能是完全協調的，此種轉變主要或許應該歸功於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兩人的傑作，他們在1935年的一次歷史性的記者招待會上盡力說服法國和外國的報界，說法國共產黨既不贊成採取不符合憲法的行動，從任何意義上說它也不受法國以外的勢力的控制。
法國共產黨領導人致力於法國福利的忠誠是同任何其他法國人完全一樣的。這誠然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但至少也可以同樣肯定地說，他們是把法國的民族事業和蘇聯政府的政策的勝利視為一體的。斯大林透過同意發表支援1935年5月2日法蘇條約的正式俄法宣告，其中專門談到他贊同法國致力於重整軍備，這樣他就（應一位法國外長之請）含蓄地承認他在法國是有影響的。但當納粹的威脅正在使蘇聯政府和法國輿論都感到不安的時刻，當火十字團的不斷示威使整個法國左翼都感到恐慌的時刻，共產黨人便有了一個說服左翼其他黨派的理想機會，使它們相信在國內和國外政治上，可以組成一個恢復舊世界的力量平衡的新世界。對共產黨來說，這意味著它終於能達成那種選舉聯盟，如果沒有那種聯盟，照法國的單一議席選區制和多黨政冶制度，任何政治集團所能得到的議席都是肯定不夠的。
本來似乎應該看得清楚的事情，後來卻並沒有看得那麼清楚，即共產黨人所抱的民族團結的動機，可能在一接到通知的剎那間就變成截然相反的態度，而在他們的追隨者看來，他們新近在民族美德方面所贏得的證明卻依然是無懈可擊的。
在此期間，共產黨取得了多方面的好處。作為取得勝利的選舉聯盟的成員，它增加了它的議席，可是它拒絕參加政府，而在事實上扮演了一個更象是在野黨而不象是執政黨的角色。它不用去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可以為自己樹立這樣的聲譽，它是人民陣線聯盟中唯一忠於過去向選民作出承諾的成員。特別是，它可以加強它在工會中的地位，以準備奪取今後的勝利。實際上，它既可以利用法國無產階級同其他階級對立的深刻的社會裂痕，又可以同它的全國社團在一起利用群眾的民族主義精神而壟斷法國的革命傳統。
在這方面，共產黨和工會運動的獨特的關係對於它是很有好處的。法國老的工會運動傳統堅持工會必須完全獨立於政黨之外，工會的任務與政治職責是不相容的。這就是法國總工會的理論，在建立法國共產黨時，共產黨的工會活動分子就從總工會分裂出去，組成了單一總工會。1936年3月，總工會和單一總工會合並時，從理論上說，法國總工會的論點取得了優勢，但不能真正設想共產黨工會運動的習慣和個人聯絡就會消失，即便共產黨人中間有這樣的意圖也不可能。當昂布魯瓦茲·克魯瓦扎擔任了眾議員而又不顧別人的抗議繼續擔任冶金工會總書記時，內部破壞者的面目就看得很清楚了。
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影響隨著未經鍛鍊的工人湧入工會和罷工熱情的高漲而增加，及至新的會員逐漸退出，對罷工的信心也慢慢地消失，共產黨的影響便隨之下降。但是在法國總工會內部有了共產黨人以後，他們就可能經常對總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