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會員的權威提出疑問。尤為重要的是，共產黨人保持了一個來源，可以從工人階級中穩步地吸收人員去充實黨的較高階幹部隊伍。至於社會黨則幾乎不再有這樣的來源了，它尊重總工會的老原則，它和工會沒有組織聯絡。它的領導人，如果不是出身於中產階級，通常也是工人的兒子，是靠獎學金培養成才的。
共產黨聲稱它不僅是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而且是現實的代表，這種說法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特別是在巴黎地區，與此相應，它不僅以民族主義為掩護來向工人宣傳階級鬥爭的學說，並透過它對中上層階級的影響，加強了自1848年開始的工人階級和社會其他階級的疏遠。對資產階級中的那些強硬分子來說，他們又發現了一個新的藉口，說他們從來都是把工會運動當作必須與之戰鬥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他們還認為他們的階級就代表全民族。在1935年5月的市議會選舉中，共產黨人在大城市取得的勝利就立即影響到中產階級對同年5月2日簽訂的法蘇條約的看法，並損害了最初由巴爾圖（1934年10月9日被暗殺）發動的運動。即主張法國的外交政策不必考慮蘇聯的國內的政冶體制，正如不必考慮義大利的政治體制一樣。隨著共產黨力量的增長，關於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難以分別對待的論點至少也是可以討論的。最出色的為慕尼黑辯護的文章是蒂埃裡·莫爾尼埃寫的那一篇，雖然刊載該文的只是一份銷路很小的《戰鬥》雜誌，當時卻引起了不少的評淪。這篇文章之所以更值得注意，乃是由於它的作者終於承認對希特勒有加以阻攔的必要，並且在法國被佔領時期，他摒棄了他先前的導師夏爾·莫拉斯所主張的政策。作者在1938年11月寫道，任何戰爭的結局都只能是法國的失敗。因為戰爭的勝利者要麼是德國，要麼就是蘇聯。他心中所想的無疑就是說，德國的勝利意味著外國對法國的公開統治，而蘇聯的勝利則意味著間接的外國統治，其統治方法是透過法國國內的一個少數派，以工會作為工具來控制工業，又以一個政黨為手段來控制國家。
共產黨在1936…1939年的實力還有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後果。正當國內所有其他政黨都分為和平主義者和主張對抗納粹者兩個營壘時，只有共產黨人是統一的，不過他們不是統一於和平主義或和平主義者所謂的“好戰主義”，他們是統一於不惜冒任何風險保衛和支援蘇聯政策。從當時來說，甚至從1934年開始，這一政策就意味著與一切反對希特勒的人結成共同戰線，只是並不含有如萊翁·勃魯姆等人所認為的那種理所當然的意義，即要反對德國首先必須同英國聯合。1938年10月5日，除了一個右翼眾議員凱里利斯以外，只有共產黨人在慕尼黑問題上投票反對政府。社會黨人為了保持他們的團結，在表決時棄權。因此，“好戰主義者”認為借重共產黨的幫助，把工人階級動員起來進行戰爭是理所當然的。很少人曾考慮到，共產黨人在關鍵時刻是可能改變其態度的，正如以後所發生的情況那樣，共產黨在宣戰以後幾個星期內就變成一個主張和平的黨，從而使那些過去四年來習慣於把社會解放事業和反抗希特勒看成是一件事的人在思想上產生了混亂。
因此，在1939年3月，法蘭西共和國的一些傳統政黨還在為表面上已於二十年前結束了的巨大民族犧牲付出代價，無論是右翼或左翼，都由於一再遭到失敗而深感沮喪，它們之一再失敗則又由於在思想上無力更新。右翼和左翼都有一些新穎和基本上是年青的團體，對外國左右兩極的吸引力作出了反應，它們似乎是不可調和地相對立的，然而又不是在一切情況下都是如此。1914年頗為自信的法國的政黨之間的尖銳分裂並沒有背上和外國結合的包袱。
在述及嚴格意義上的軍事和外交政策問題之前，必須先談一談法國事務的另一方面，這方面的事情在戰爭期間是至關重要的。上面已經談到過，法國輿論越來越重視法國的海外帝國及其也在增長的貿易；同時又談到過，一方面是殖民地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是法國本土的人口固定不變，幾乎仍然可以維持糧食自給，這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裡，關於法國與其海外帝國的關係，以及政治解放應走的道路，法國仍然保留著與英國根本不同的觀點。在法國人心目中，這種關係就體現在各殖民地和阿爾及利亞在法國議會兩院中的代表權（的確，這種代表權的授予是不鄭重的和不現實的）。很少人注意到，自己具有非常發達的文化的一些人，如北非的穆斯林和安南人，在法國議會中卻沒有他們的代表。殖民地被認為是法國的外省，最終將被兼併列一個廣袤更大的國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