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講德語的阿爾薩斯、講義大利語的科西嘉和講凱爾特語的布列塔尼被兼併一樣。至於什麼時候兼併和如何兼併這類問題卻很少有人提出過。對海外領土是按高度集權制統治的，並不鼓勵它們發展自冶的政治生活。殖民地議員分屬於法國本土的各政黨。在法國的政治歷史上，並沒有自然產生自冶領概念的根據。聽候巴黎指示的習慣是根據“單一而不可分的法國”的原則培育起來的。雖然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奇怪的是，在政治和制憲方面卻很少變化。因此就沒有準備會有那種局勢，即需要海外領土作出與本國中央政府相反的獨立判斷的局勢。不過一項新發展卻被證明是頗具始料所不及的重要性。法國從法屬西印度的黑人後裔中徵募了一批殖民官員，派往法屬兩非和赤道非洲任職，其中一位埃布埃先生一直做到查德省的省督。如果法國的政策要向納粹德國看齊，這顯然同他們這些人的地位是不相容的，而且他們是瞭解這一點的。
雖然法國將軍的退休年齡定為六十八歲，但是在1924年達到退休年齡的卻是一位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對法國軍事政策最有影響的人物。此人就是貝當元帥。從法定意義上說來，他是可以不退休的，因為法國元帥沒有規定的退休年齡，不過他之所以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於人民的支援，儘管霞飛、福煦和普恩加賚對他的侷限性都作過嚴格的鑑定。雖然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都很清楚，勝利最終應歸功於採取攻勢的精神，如果沒有一位首先從攻勢方面著想的將軍，如果沒有準備勇往直前拼殺的軍隊，1918年夏季的機會就會喪失，也許是致命的，可是法國人民卻忘不了在整個戰爭期間不時發動的攻勢中所付出的生命代價。一個回到家裡的普通士兵，記憶到的是陷在泥淖中或掛在鐵絲網上的死去的千千萬萬夥伴，他們很難認識到，凡爾登是因索姆河之役而得保全的。死者的家屬對此就更難認識了。一個將軍命令士兵出擊所犯的錯誤總比他命令士兵守在戰壕裡所犯的另一種錯誤更明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初的幾個月中．法國的傷亡最重，所受的打擊最大，當時在運用攻勢理論方面所犯的錯誤也最明顯。貝當不僅是一位和攻勢理論關係最少的法國將軍，而且以堅定的人道主義制止了1917年的兵變，並且平息了士兵的怨恨。保羅·瓦萊裡有一次是代表法國群眾講話的，他在歡迎貝當取得他在法蘭西學院的席位時宣稱，貝當具有最高的天才，能夠看到他的大部分同事所看不到的真理——炮火能殺人。法國群眾下的斷語是，一位福煦式的將領可能贏得勝利，但也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毀掉民族。貝當的特別健康和長壽不僅使他的影響得以延長到他的晚年——在他那種高齡也只有最非凡的天賦才能使他的思想充分接受新見解——而且還使他成為弗朗歇·德斯佩雷以外的唯一尚存的勝利的代表。弗朗歇·德斯佩雷是在遙遠的前線贏得勝利的，其政治態度也使他遠不及他的對手那樣可以為共和派所接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國每一個男子服兵役的期限有著延長至三年的趨勢，防禦論所得到的另一支援就來自法國人想扭轉這一趨勢的可以理解的願望。這種支援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因為在服兵役期限正要減成一年的1929年，那時國家處在最繁榮時期，而全國人力的使用卻已接近極限。軍方的意見是反對縮短服兵役期限（實際上大部分新兵的期限是十個月）的，因為縮減後確實難以繼續佔有萊茵區。它同逐漸增長的經濟蕭條結合在一起，將會減少贊成接納移民的壓力。因此，既要在戰鬥中保全人的生命，又要縮短每個公民服兵役的期限，這兩種聯在一起的願望得到了一位年逾古稀而又具有保守和防禦本能的老軍人的支援，這便使本屬有關進攻性戰略而設想的馬奇諾防線變成了既沒有贏得戰爭的手段也沒有此種計劃的藉口。大家都相信在這條防線後面的法國是安全的，所以，為什麼要對德國進行干預呢？為什麼要到歐洲另一端去尋求盟國呢？為什麼要在軍隊中整整服役一年呢？在1932年讓·普雷沃已經告誠他的《戰後法國史》的讀者，“信任甲冑”可能再次給法國帶來在克雷西和阿讓庫爾曾帶來過的災難。
減少徵募現役軍人的數目使職業軍人的重要性更為突出。這種情況本來預期可以促進以夏爾·戴高樂上校為其傑出代表的那種軍事理論的，他的理論贊成建立一支高度機械化和裝甲的打擊力量。但是有些因素阻撓了這種想法。在左翼政黨中，佔領陣地的依然是饒勒斯的瑞士式民兵思想。戴高樂的理論似乎為建立一個政冶上強有力的軍事階層提供了新的機會。在工人階級中，仍有極其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