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團的熱烈歡迎。雖然他沒有在政府裡立即獲得職位，但人們認為經濟政策的變革已迫在眉睫。
在鑾巴立歸國兩個星期以後，前國防部長、國王的堂兄弟波翁德親王利用保守分子對增加稅收和恢復土地國有化方案的恐懼心理，領導了一次保皇主義者的叛亂。經過四天戰鬥，叛亂被政府軍粉碎了。巴恰提波國王有支援這次倒運的叛亂之嫌，旋即出國，此事終於導致他在1935年3月退位。這次叛亂之被鎮壓還標誌著貴族作為一支統治力量的告終，併為樹立中產階級的統治打通了道路。
在此種叛亂和陰謀起伏不定的局面中，民主政體很難獲得力量。加之，國民議會還有半數議員是指定的，選民對選舉則漠不關心，政府又不允許在國民議會議員中有黨派組織，這都不利於議會。儘管如此，國民議會的力量還是在緩慢地增強著，這多半是由於國務院的領導人因爭奪權力而削弱了的結果。在披耶拍鳳的機智領導下，以鑾巴立為首的自由主義分子和鑾披汶領導的軍人集團之間的消除了。鑾巴立雖則在原則上決不讓步，但在一個自由主義者和一個軍國主義者之間所可能遷就的限度內，他還是同鑾披汶達成了妥協。他當了一個短時期的外交部長，後來在披耶拍鳳引退以後，又在鑾披汶政府裡任財政部長，威望大增。隨著走向民主政治方面的進步，民族主義也日益壯大。這導致1939年春天政府大搞排外立法。報刊上也充滿了排外的叫嚷。這種對外國人又怕又恨的情緒在1938年年中討論勞工法案、國家預算和航運法案時就已經表現出來，當時國民議會就有人要求新法規務須排除外國人的利益。政府發言人駁斥了這一類要求，指出外國的技能和資本對泰國的發展暫時還不可缺少。但是排外運動也有其國內的原因，這就是對為數眾多而且還在日益增長的泰國華人感到恐懼。
對華人不滿的情緒可以說還是從不久前的1911年開始的。那時以前，種族之間從未發生過任何大規模的摩擦。但1911年的新稅法要華人繳納同暹羅人一樣金額的人頭稅，華人便起來反對，並罷工示威。商店一律罷市，營業全部停頓。暹羅人第一次認識到華人掌握著他們的國家的經濟機器，這才大吃一驚。在其他各行各業中，華人壟斷了碾米廠和大米的出口貿易。華人還擔任著許多基本職務，如職員、店主、僕役等。他們把賺到的錢大部分轉送到中國去。1914年以前，他們還娶暹羅婦女為妻，但從1914年以後，他們一般都把中國婦女帶來暹羅（不用說，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接著，由於中國民族主義高漲，中國政府推行教育運動，透過以華族語言（國語）教育為媒介一勞永逸地把海外華僑同中國拴在一起。暹羅政府為反擊使華人在暹羅人中間成為一個不可分化的整體的企圖，便堅持在暹羅的所有兒童必須接受泰語初等教育。1939年達成妥協，華人學校既教漢語，也教泰語。但要取代華人在這個國家中的中間商的地位的企圖，則似乎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為泰人不重視商業，而且也缺乏經商的特殊稟賦。
在1939年初，暹羅華人有五十二萬五千人來自中國，另有華暹混血兒二百萬人，移民法對他們的人數增加迄未作有效的限制。暹羅政府一直拒不接受中國在暹羅派駐外交和領事代表，其原因可以歸之於它害怕這個強大的少數民族有中心組織。
在暹羅的最南端聚居著大約五十萬馬來人，形成了一塊無法同化的地方。南方的馬來諸省在十八世紀中曾多次起義，這些省或許還會這麼幹的。
暹羅同英國的外交往來歷史悠久，1909年的曼谷條約使兩國關係達到了頂點。根據這一條約，在暹羅的英國國民被置於暹羅“國際法庭”的管轄之下，而暹羅則將吉蘭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四個馬來邦的宗主權轉讓給英國。差不多與此同時，暹羅和馬來諸邦之間談妥了一筆鐵路貸款，用來發展暹羅同它的南鄰之間的鐵路交通。由於這四個邦都是馬來人的邦，所以在1939年還看不出暹羅有何收復領土的想法。英國從1909年開始逐步放棄在暹羅的治外法權，這一過程完成於1937年簽訂英暹通商航海條約。這是暹羅和強國之間簽訂的第一個完全平等的條約。英國在暹羅的對外貿易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還佔首位，即佔暹羅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七，日本則佔百分之十一點六。英國資本在該國佔有的利益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大得多。暹羅的金融也同倫敦貨幣市場聯絡在一起——全部公債在倫敦發行，償債基金存放在倫敦各家銀行或投資於英鎊債券。最後，暹羅簡直一貫地依附於英鎊集團。
暹羅同法國的關係時親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