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但1925年2月14日簽訂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標誌著一個至少是外交上長期友好時期的開端。1932年的政變沒有立即改變這種氣氛，但到了1937年，由於印度支那對日本滲入暹羅和暹羅執行新的重新武裝計劃感到害怕，友好關係受到了威脅。西貢的法文報紙《大公報》問道：“暹羅新的立憲政府妄想透過吞併寮國和柬埔寨的一部分來重建其過去時代的巨大王國，這是在重溫其古代帝王的迷夢嗎？”反過來，印度支那實行重新武裝的計劃也使暹羅人感到驚恐，儘管它在實行方面遠不及暹羅的計劃有效。由於暹羅人通知廢除1925年條約，遂於1937年12月締結新約，治外法權和對暹羅關稅自主權的種種限制終於全予取消。1939年春天，雙方都伸出了橄欖技，但絲毫掩飾不了彼此的疑懼。不過，暹羅人收復領土的想法只是稍稍顯現，並不曾有要求歸還失土的暗示。
暹羅同日本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雖然兩國的外交路線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但自1904…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以後，暹羅很自然地意識到遠東的政治均勢在發生變化，在此後的年月中暹羅政治家又進一步注意到日本的上升力量和它所宣稱的抱負，而此種抱負遲早將導致日本同西方發生衝突。與此同時，他們也覺察到英法的力量日益削弱。暹羅觀察家過去要注意的只有兩顆政治星座，不日便會有三顆了，而且這顆新星座至少也會同原有的兩顆向樣明亮地閃耀在遠東的天空。但是當1933年因日本侵略滿洲而投票對它進行譴責時，暹羅棄權不參加，這也許是為了要維護它的中立，然而，日本人的無限感謝，卻使它大為窘迫。根據接著出現的事態發展，有些觀察家發覺暹羅在後來幾年中有著“傾向日本”的趨勢，而且據說在暹羅政府中還存在著一個頗具影響的日本集團。但此種說法後來也並無證據可資佐證，實際情況似乎是，暹羅雖然害伯日本，但也並不偏愛日本。
當我們觀察暹羅在1939年頭幾個月的局勢時，看到的是這個國家完全為一種好鬥的民族主義情緒所控制。鑾披汶頌堪已代披耶拍鳳出任總理，領導著一個軍人佔優勢的政府，鑾巴立已任財政部長。有跡象表明，鑾巴立終將獲准實行他的經濟方案。當時還有流產了的巴恰提波國王陰謀復位的訊息。但是沒有跡象足以說明暹羅將在三年內同日本共命運。
暹羅增加軍備的訂貨單是受這一事實的影響，即它的財政情況只容許它向最便宜的市場去購買，所以它雖然從日本和義大利購買了驅逐艦，但它的購貨單上也有美國飛機，而英國是決不會得不到訂貨單的。1939年春，暹羅對外政策給人的印象是：它急於盼望避免捲入強國之間的任何衝突。法國的陷落和珍珠港事件這時還是遙遠的後來的事情。其時暹羅全力忙於國內事務——開發經濟資源，使自己適應於進行社會改革和結構改革，並學會象一個現代國家那樣地前進。
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在印度支那半島南部一大片地區的推進，建成了一個人為的政治單位——法屬印度支那。1858年，法國人建立了交趾支那殖民地，接著將柬埔寨（1863年）、東京和安南（1873…1885年）、寮國（1884…1893年）和廣州灣（1899年）相繼劃入他們的保護範圍內。到了1899年，這些領土便合併在一起置於印度支那總督的管轄之下。法屬印度支那的面積總計為二十八萬六千平方英里，1938年的人口是二千三百零三萬。
法國在十九世紀後期的傾向是保護貿易。那時法國的重工業正在開始發展，工業家害怕生產過剩，他們需要新的市場。1892年的法律所體現的觀念是，殖民地產品以供應母國原料或非競爭性的產品為限。根據同一法律，印度支那被宣佈為“同化”領地。根據規定，母國產品進入殖民地可以免稅，而其他國家的產品則須課以在法國徵收的同樣關稅。一般說來，印度支那的產品亦可以免稅輸入法國。但對該項法律所作的解釋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驅使法國立法者的乃是保護法國工業的願望。起初對印度支那當地人使用的許多中國貨和日本貨的課稅還不算重，但後來的稅額便提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設了許多開發印度支那的商業公司，私人資本自由流入該殖民地。1928年頒佈了新的關稅法，據此印度支那得定期調整其稅額以滿足殖民地的需要。凡當地工商業等團體提出的要求均被認為是得到政府默契的，除非母國政府在很短時間內作出相反的決定。
然而結果是，1928年的新稅法導致實施甚至更為苛刻的保護主義措施。印度支那的歐洲人各界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