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的同時吸收失業群眾並對付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脅，就得全面大大地提高生產率。直接妨礙生產進行的環節是鋼、工業裝置和農具的短缺，以及農業組織效率差。在生產率和實際收入水平低的情況下，要把生產消費品的資源重新轉移到生產工農業裝置上去，可能性是極有限的，而由於難以獲得外國貸款，創造實際盈餘就全靠改善農業組織了。在整個新經濟政策時期，由於革命時期將大地產加以分割的結果，進入市場的農產品從未超過戰前年代可供銷售的農產品剩餘額的一半。增加這個剩餘額是一個主要目標，而用大型集體農業去代替小型私有農業是為達到這個目的而採用的手段。一黨專政的政府手裡有的是冷酷無情的手段，這場一切社會革命中最大的社會革命便從1928年起實行下去了。這個主張集體化的決定也是蘇聯從新經濟政策過渡性的國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轉折點。在貫徹這場第二次革命的過程中，確實實現了可銷售的剩餘；這一剩餘的增加也還用了其他限制消費的辦法。一部分從消費中轉移出來的資源被投資於製造投資貨物，一部分剩餘被出口去為進口更大量的工業裝置換取外匯。這些革命措施創造了這個國家根據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年）迅速實現工業化的條件。這個五年計劃是打算解決農業人口過剩和貧困的問題的。
七大強國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工業發展有五個主要特徵。
第一，每個強國所面臨的重建任務是輕重不等的。因為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遭受的破壞和減少投資的程度大不相同。對可以動用的資源的需求——不論是用於重建或是用於賠款——超過了從消費中節約下來（透過自願儲蓄或稅收）的資源時，就在特定的裝置、原料和勞力的供應方面遇到了絕對的短缺和阻塞，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通貨膨脹。然而，通貸膨脹本身只要還沒有從和緩階段進入失去控制階段，卻是有利於擴大生產的，並且透過收入分配的改變，解脫出用於重建所需要的資源。
第二，當戰時的破壞和減少投資得到了彌補，以及暫時經受了通貨膨脹的這些強國的貨幣穩定下來時，新的投資就被引導到生產的擴大或合理化。新投資成了生產率或每人工時的產量賴以得到改進和增加的基礎。到1929年，生產率和效率，即一切進步的真正源泉，在所有這七個國家裡都超過了以前達到過的任何水平。
第三，充分就業和隨之而來的每人工時工業產量的提高，使法國和美國達到前所未有的生產水平。而在聯合王國，則由於國外需求的根本改變，由於奉行了使得英國停留在資源長期得不到充分利用的毫無生氣狀態的金融和財政政策，致使它在生產率方面的改善未能導致生產擴大到超過戰前水平。然而，在它們相互歧異的活動和就業水平上，這三個國家由於通行的收入和消費結構的緣故，都能夠在國外放款，並且憑藉國際收支順差維持各自的生產量。
第四，日本和義大利實現工業化所需要的投資額，超過了它們準備透過降低已經很低的消費水平所能節約下來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便向國外舉債。只要這些借款不浪費在提高當前的國內消費水平上，用這些貸款進口的源料和裝置就可以使本國經濟的工業部門得到擴大，並把一部分愈來愈過剩的人口吸收到工業部門去。而且，只要進口的機器補充了國內供應不足的資源，每人工時的工業生產率便提高了，這與高度的、日益增加的就業相結合，在戰後十年使戰時顯而易見的生產不斷擴大的趨勢得以推進。德國同日本和義大利一樣，也廣泛利用外國貸款來履行其賠款義務，並使它的工業現代化和合理化。與日本形成對照的是，德國每人工時生產率所得到的改善，從1927年以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失業人數的增加。
第五，蘇聯國內的長期動亂對它戰後初期的工業生產水平產生了有害影響。然而，經濟恢復開始以後，速度很快。每人工時的生產率有了提高，但當現有工業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時，引起了工業失業的增加。由於絲毫不能依靠外國援助，蘇聯主要依靠刺激本國的出口來支付迫切需要的裝置和原料。這就首先需要使農業生產有可銷售的剩餘。可是，作為那場從下面發動的革命（1917年）的結果的小型農業，使生產出這樣的剩餘受到了限制。從上面發動的那場革命（1928年）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增加這樣的剩餘，從而為加速工業化創造必要條件。農業集體化就是那場第二次革命的實質所在。
正如業已表明的那樣，如果每一個強國都在二十年代達到或超過了它的戰前工業產量，那麼，當從戰爭時期轉變到和平時期的恢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