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似乎被相對於可以利用的生產能力而言的就業脫節所抵消。法國每人工時生產率的巨大提高依然是潛在的，這個意思是說它不反映為總產量的增長，而是被併入法國就業工人閒暇時間的增加之中了。按照總產量來看，法國在三十年代從來沒有接近過它在1929年實現的經濟力量。因而不象日本和蘇聯，它擁有本應能夠使它在短期內相當大地增加產量的潛力。
美國每人工時生產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不是由於對每一就業工人提供更多資本，因為直到1937年為止的八年中，對商業性工廠和裝置的淨投資只增加了大約十億美元，而截至1929年為止的八年中卻增加了二百五十億美元。另一方面，由於大量償還和折舊基金的再投資，三十年代工業生產能力的質量構成有了很大的提高。用上述手段在美國的大型工廠中引進了傳送帶，最重要的是安裝了高效的原動機，如用電動機取代了蒸汽機，都是這一時期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正如一位對美國情況有識見的觀察家所指出的，“＇生產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無疑是由於增加使用機械能……機器的改善和使用它們的技術的提高。”這種生產率的提高仍然是潛在的，它沒有反映在更高的總產量上，而完全轉化為勞動“人時”減少了百分之十五。結果在三十年代位於繁榮頂峰的美國象法國一樣，擁有更多的生產儲備，既有未充分利用的生產能力，又有未充分僱用的人力，這都比二十年代繁榮頂峰時要多。
聯合王國生產率的高度增長，主要是由於工廠的內部凋整和淨投資的增加。到1937年，就業水平已經超過了1929年；但是勞動時間既沒有象日本那樣增加，也沒有象法國、美國和蘇聯那樣減少，所以生產率的提高完全反映在總產量的大量增加上面。
在所有的大國中，義大利和德國的生產率的提高最少。兩國的就業狀況超過了二十年代的巔峰，結果是，合適的勞動力的短缺以及原料供應的不足都使勞動效率受到不利影響。義大利從1935年起勞動效率開始下降，但是由於減少勞動時間（這很明顯地增加了義大利工人的個人勞動強度）使它未曾下降到1929年的水準以下。不過，用這種辦法擴大就業的結果是，由於更充分地利用工廠而發生專門裝置短缺，從而加劇了現有技術工人和材料的匱乏。另一方面，德國的勞動時間仍沒有改變，而新的投資直接受到控制。確實——而這是解釋納粹德國經濟復甦的最重要的一點——直到1937年年初，對工廠和裝置的總投資還不足以維持工業生產能力，所以1929年以後每人工時生產率的較小提高，主要靠折舊費的再投資。雖然1937…1939年的三年中工業淨投資達二十二億馬克，但是這不足以使1929…1936年的八年間工業投資減少達二十六億馬克的情況得到彌補，而後來的投資肯定不能立刻有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新投資的遲誤就意味著現有生產能力的利用超過了通常的工作水平。“過去的機器通常只工作一個或兩個班次，而現在＇1938年＇卻常常實行三班作業；如果停頓的話，這只是短暫的間歇，用作現場維修和必要的零配件保養。”
不論有些統計資料多麼可疑，根據這些資料作出的主要結論還是有效，即使後來試圖作了還要精確些的統計。大體說來，與1929年相比較，三十年代的工業生產能力在英國略有增加，而在日本和蘇聯大有增長。在其餘四個國家中則沒有增加。在就業狀況即將達到生產潛力的限度，即現有生產能力所限定的程度之時，每人工時生產率的提高在那些工廠和裝置淨投資相當多的國家（蘇聯和日本），要比那些不這樣做的國家（德國和義大利）更為明顯。充分利用生產能力加上每人工時生產率的提高導致了蘇聯、日本、德國和義大利在1929年到1937年間製造業產量的提高。在上述四國中，為生產能力所制約的“潛在”經濟力量，多多少少地得到“實現”。這就同法國和美國的情況形成尖銳對比，這兩國生產率的提高完全表現在兩國人民閒暇時間的增加，而在1937年兩國的“潛在”力量同“實現”的力量之間還存在差距，由於產量重新收縮，這一差距在1938年又進一步擴大了。
上述生產的不同發展完全改變了大國製造業力量對比的模式。1937…1938年與1929年相比，或與蕭條的1932年相比，各大國在世界製造業產量中所佔份額已經發生了變化，一如表IV所示。
表IV 相對的製造業力量（世界產量=100）
年份 美國 蘇聯 德國 聯合王國 法國 日本 義大利 七國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