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東流。普魯士王國這時已經從歐洲的政治地圖上完全消失，歐洲德意志人的東方邊界已經退到十二世紀初期他們活動的那條界線了。這些前所未有的有關人口和政治的大災難，是希特勒執政所帶來的諷刺性結果，但是這第二次、也是更大一次災難的經濟結果，對於德國人民追隨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種更具有諷刺性的報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可能料想，德國的經濟狀況會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遠為嚴重。它的東方政治邊界現在已經後移到奧得河…尼斯河一線。它所殘剩的領土，現在已全部處於這次大戰中戰勝國的軍事佔領之下。它還被一道把世界分為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兩部分的“鐵幕”分割開。處於鐵幕外面的西德，正在收容大量的難民。他們不僅來自當時已併入蘇聯和波蘭的德國領土，而且也來自德國的蘇軍佔領區，來自蘇臺德，來自東南歐。這一困境看來較之1918年後魏瑪共和國的處境要嚴重得多。然而到了1955年，它卻證明是西德趕上1871年到1914年間第二帝國經濟繁榮的大好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曆史將在本《概覽》的另一卷中加以敘述。本卷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在這篇導論裡，我們不得不探討一下，兩次大戰之間的局勢為德國人民的一個領導人所提供的進行侵略的機會，而這個領導人確實也具有抓住這種機會的天才和詭詐。這一機會的到來部分在於那幅兩次大戰之間歐洲的政治地圖，部分則是由於兩次大戰之間希特勒對之抱有復仇意圖的那些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心理狀態。
1919年到1921年間，解決歐洲領土問題的決策人如同1814年到1815年間他們的先輩那樣，謀求同時達到兩個判然不同的目的。他們也沒有認識到——雖然歷史家在事後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他們為了達到其中一個目的所採取的措施，將妨礙另一個目的的實現。在這兩次和平解決的辦法中，目的之一是防止一個強大的侵略國家再次進行其統治世界的嘗試，它是在受其威脅的鄰國的共同努力下，經歷了極大的困難，才被擊敗的。另一目的是，根據在一項原則指導下制訂的一個前後一致的方案，重新繪製歐洲的政治地圖——它上面的舊界標由於侵略者新近進行的征戰已經消失了。第一回，不久前出現的侵略者是法國；第二回則是德國。第一回，戰勝國的政治家們謀求實施的原則是“正統性”；第二回則是“民族自決”。“正統性”是指一個王朝在相當於（縱然不是完全相同於）它在1792年到1815年的戰爭前統治的領土上恢復其統治的權利。“民族自決”是指一個民族建立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個國家應包括本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國民，至於其他民族的人民則應限於最低規模。這兩回，都忠實地遵循著指導原則，其真誠的信念是，這項原則本身是公平和正確的，因此有助於實現安定與和平。
因此，在這兩回，這兩個目的當時看來不僅是和諧一致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兩回的結局表明，和平解決的設計師們制訂的原則經受不了下一個重要歷史過程中它將遇到的嚴峻考驗。另一方面，指導原則在這兩回中的失敗給信賴這項原則的列強帶來了災難，因為這項原則的破產為侵略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正統性”這一原則在1814…1815年和約簽訂後的五十五年中日益不得人心，從而使普魯士和撒丁有機會肢解奧地利。“民族自決”這一原則在1919…1921年和約簽訂後的十八年中運用得不能令人滿意，從而使德意志第三帝國和法西斯義大利有機會肢解法國。1919…1921年間在東歐實施的民族自決原則，在三十年代中被那裡的新“極權主義”的思想意識成功地加以破壞，正如同王朝正統性的原則於1848…1871年間在義大利和德國被民族自決的思想意識成功地加以破壞一樣。在這些新的形勢下（締造前述和平條約的人們沒有預見到這種新形勢），和約締造人繪製的地圖每一回都為新的侵略者所利用了。梅特涅把萊茵蘭給了普魯士，把熱那亞給了撒丁，目的在於把這兩個國家建成保衛哈布斯堡王朝的堡壘，以便防止法國未來可能發動的進攻，結果竟然犧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而替俾斯麥和加富爾為實現德國人民和義大利人民的民族統一開闢了道路。1919…1921年和約的制訂人授予西邊德國和義大利之間的以及東邊德國和俄國之間的一些小國（以前處於哈布斯堡帝國、霍亨索倫帝國和羅曼諾夫帝國統治下的一些小國）以獨立主權，結果替希特勒鋪平了道路，使他成為東歐以及幾乎整個西歐的主宰。希特勒稱霸的時期雖然不長，卻有時間去做不可勝計的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