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合…喬治強調指出地理軍事局勢的政治含意：
我們有波蘭軍隊。這支軍隊也許只有德國軍隊的一半大。波蘭人是勇敢的人民。……但是西班牙的戰爭和中國的戰爭已經表明，任何英勇，任何訓練，都不能抵禦由猛烈的空襲支援的勢不可當的炮火。……波蘭軍隊的裝備不能和德國軍隊的相比。……如果我們去打而沒有俄國的援助，我們就是往陷阱裡走。它是唯一能派軍隊到達那兒的國家。……我不能理解，為何在使我們自己承擔這一艱鉅的事業之前，我們不預先取得俄國的支援。……撇開這個，我們就是從事一場可怕的賭博，一場極為危險的賭博。有俄國在一起，你就有了勢不可當的部隊，這是德國的劣勢軍隊所不能抵擋的。我以最熱切的心情呼籲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如果未能使俄國參與這項事業的原因是由於波蘭人的某種感情，也就是他們不願意俄國人到那裡去，那就由我們來宣佈條件，除非波蘭人準備接受這唯一能使我們成功地幫助他們的條件，一切後果就必須由他們承擔。
由於首相在1939年4月7日就義大利佔領阿爾巴尼亞一事發表了一項宣告，接著他又宣稱，如果希臘或羅馬尼亞遭到攻擊，英國將立即拿起武器去援助它們，英俄關係的問題就再一次於4月13日在下院的辯論中提了出來。在發出這一新警告和承擔這一新義務時，張伯倫對義大利仍然是用非常剋制的語調講話。他講得很清楚，他是不會去廢除1938年4月16日締結的英意協定的。在結束語中他又說，“因此，讓我們不要失去耐心”；這時他被“俄國又怎麼樣？”的叫喊聲所打斷。為了回答這種叫喊，他在事先準備好並且正在照此宣讀的演說打字稿中插入了臨時新增的一段話：
我希望尊敬的議員們不要認為，如果在今天下午我的發言裡沒有提到俄國，那就意味著我們未同該國的代表保持密切的接觸。我們有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要去完成。我們不僅必須考慮我們所希望的事，而且還必須考慮其他民族也願意去做的事。我請求本院相信，沒有任何偏見，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觀念，我們正在竭盡全力謀求集結那些仍然支援和平並且願意抵抗侵略的力量，以便我們的努力能夠取得成功。
在隨後的辯論中，辛克萊、韋奇伍德和道爾頓都指出，如果不加追問，那麼首相就會坐下來不提蘇聯，道爾頓還說，“他終於提到這個問題是由於本院這一側不得不用打斷其講話的方法硬逼他講出來，這幾乎就象一位牙醫生拔牙一樣。”這幾個人和其他發言者——艾德禮、艾登、黑登·格斯特、弗農·巴特利特和賴利——一致要求有一個英…法…蘇三國的聯盟，作為建立一個新的集體安全體系必不可少的和迫切需要的基礎。道爾頓提到了那個由於波蘭和羅馬尼亞害怕俄國而產生的問題，並建議這一問題可在蘇聯、英國和法國之間建立的聯盟機構內加以解決。艾登接過了丘吉爾在4月3日提出的觀點：“半途而廢顯然就是自殺。到那時我們將兩頭落空。”道爾頓向正要結束辯論的西蒙提出一個具體問題：“政府對於這樣一個三國聯盟在原則上有什麼反對嗎？如果沒有，那為什麼政府讓時間流逝而不提出這一建議；或者政府是否將告訴我們，它已提出過這一建議，但被俄國人拒絕了？”
當西蒙發言時，道爾頓不得不再次提出他的問題來打斷西蒙的話，從而得到這樣的回答：“雖然我不能說那個特定的建議已提出過，這位尊敬的先生和本院可以認為，政府對於任何這種建議在原則上是不會加以反對的。”
1939年4月3日和13日在下院如此強有力地一再被提出來的這些需要考慮的事，對於3月15日到30日之間的內閣議事似乎沒有發生過影響，或者至少未發生過壓倒的和決定性的影響。在3月15日結束辯論的時候，西蒙回答了反對黨議席上提出的要求英國行動的建議，他曾三度明確反對這樣的意見，即讓“其他國家的政府來決定是否”英國的人民“應當捲入戰爭”，保證“本國抽象地並在對情況茫無所知時參加一場可怕的現代戰爭”，和因此“使我們自己的外交政策的運用聽命於其他民族的明智或不智”。然而內閣（西蒙是一位閣員）在3月30日正好是這樣做了。它在東歐承擔了義務，而在這一地區上面，英國傳統上害怕介入歐洲大陸糾紛的心理恰好是迄今為止表現得最為厲害；而內閣選作接受英國這一史無前例的保證的東歐國家又是波蘭，它的“不智”自從它於1919年復興以來就一直是明顯的，而且正象勞合…喬治所指出的，如果發生德國進攻波蘭，那麼英國在物質上是無力加以援助的，除非蘇聯也是抗擊德國侵略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