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裡賓特洛甫也許是害怕波蘭政府如果得到了研究這些條件的機會，就可能會同意以之作為談判的基礎。關於走廊的建議，如前所述，與兩天前希特勒向亨德森提出的關於走廊的直截了當的要求是這樣的顯著不同，以致在德國人看來，存在著波蘭可能會重新考慮它的立場的危險。德國的領導人們因此決定，不能把這種機會給予華沙。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德國方面還有一點意思想把它的建議送交波蘭政府，那麼，通常的外交渠道畢竟還是敞開著：即使裡賓特洛甫不願意透過駐柏林的波蘭大使進行工作，那麼在華沙還有著一名德國的臨時代辦。
第二天，即31日，英國大使再次努力設法想從德國總理府弄到建議的官方文字，但沒有成功。不過他的確得到了一份非正式的文字——一份關於條文的電話摘要。這是透過達勒魯斯搞到的。他在30日午夜時候從戈林那裡看到了這個檔案，在得到戈林的同意後在凌晨1時光景把檔案內容用電話告訴了英國大使館的奧吉爾維…福布斯。戈林後來在作證時說，他這樣做是冒了很大風險的，因為希特勒禁止在那時公開這些條件。在英國大使館內複製了一份摘錄的副本；達勒魯斯在上午10時又給亨德森帶來了一份抄寫本。應亨德森的要求，這一份又由達勒魯斯和奧吉爾維…福布斯在上午11時送去交給了利普斯基。但是利普斯基不要聽這些條件——它們是“根本辦不到的”。在紐倫堡作證時，達勒魯斯把利普斯基說成是一個疲勞過度的人，顯然已不可能抓住照會的精神實質了。不過利普斯基在當天上午還是與華沙進行了聯絡，雖然很難判斷，即使是這個非正式的文字，轉達給波蘭政府的那些條款內容又能有多大的準確性。31日中午，達勒魯斯試圖透過電話告訴倫敦的霍勒斯·威爾遜爵士說，德國提出的條件是多麼慷慨，而波蘭人又是多麼的只想“從中作梗”；但是通話顯然在被德國人竊聽，於是威爾遜結束通話了電話。
31日下午，柏林的人們已知道，德國的建議將在當天夜晚廣播宣佈；亨德森下午5時與戈林會晤時（這是達勒魯斯建議舉行的）要求他運用他的影響來阻止這最後一個挑動敵對情緒的行動，並使建議至少能交到波蘭大使手中，然後正式通知英法兩國大使。但是戈林的唯一反應，是表示他不能插手干預，還講了一個多小時德國願意與英國友好的話。於是在下午9時，德國的建議被廣播出去了。在廣播正文之前，先發表了一個其準確性非常成問題的解釋性宣告。宣告控訴波蘭政府對德國政府願意談判的善意作出的唯一反應是，第一，下動員令，第二，波蘭特使不來。他們還指責波蘭人躲躲閃閃，甚至在規定的限期已過之後仍拒絕授權駐柏林的大使進行談判。鑑於所有這些情況，“德國政府認為它的建議實質上已被拒絕”。至於這些建議，德國政府原打算如可能的話就在波蘭特使抵達之前送交英國政府；但是這位人士既然沒有來，這就解除了德國政府必須這樣做的一切義務。不過德國外交部長在昨晚接見英國大使時還是把“有關德國建議原文的準確資料（原文如此）”告訴了他。
當廣播正進行時，在下午9時15分，亨德森被召到總理府，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魏茨澤克把正在廣播中的建議和前言宣告的抄本各一份交給了他。（魏茨澤克還把這些抄本交給法國大使和美國臨時代辦，他們分別在下午9時30分和9時45分為這事而被召見；抄本也分送給了日本大使和俄國臨時代辦。）英國大使問道，當這些檔案已經在向全世界廣播的這個時候把它們交給他又是什麼意思。魏茨澤克回答說，他只是在執行給予他的指示。從這一點亨德森推測，希特勒已作出最後的決定，現在再想作進一步的談判已沒有用了。幾個小時之後德國軍隊就進攻了。
9月1日，甚至在進攻已經開始以後，德國政府仍公然企圖把罪責加在波蘭身上。戈林親自給英國大使館帶來訊息，指責波蘭人在夜間採取了軍事行動，例如炸燬了德卻奧的維斯杜拉河大橋。但是必須指出，“德卻奧橋行動”最初是凱特爾在6月間想出來的，是希特勒8月31日指示中的時間表上三個立刻要攻取的目標之一。（達勒魯斯這時正在過分熱情地作他的孤注一擲的最後一分鐘努力來進行調停，或者說，是設法使英國政府來進行調停。甚至他也從柏林打電話給倫敦說，波蘭人“正在破壞每一件事”，他們“從來也沒有打算談判過”。）至於希特勒，他在早晨4時向軍隊釋出了一份宣言，宣稱波蘭人已經拒絕了他所期望的“和平解決相互關係”的建議，並已“訴諸武力”。他宣稱，“除了從今以後以武力來對付武力外，我已別無其他選擇。”清晨5時40分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