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針使241名海軍陸戰隊員在黎巴嫩丟了性命。
《紐約時報》星期日版的社論提到了早先的這次採訪，它把我和那些在波斯尼亞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時繼續“優柔寡斷”的美國官員歸為一類。這篇社論提到美國每年在防務問題上花去2800億美元，武裝部隊對美國人民所作的投資不應僅僅以“無能為力”作為回報。社論最後說：“布什總統可以把林肯總統曾經對麥克萊倫將軍說過的話再對鮑威爾將軍說一遍，即‘如果你不想動用軍隊，我想借用一段時間’。”
諾姆·施瓦茨科普夫曾被指責為麥克萊倫，我的反應同他當時的反應差不多同樣強烈。我要戳穿這種論調。我急步走進書房，一口氣寫了份措詞嚴厲的反駁文章。寫好後，立即把比爾·斯馬倫叫到家中念給他聽。
“長官，”這個一向愛沉思的斯馬倫說，“把它發給《紐約時報》，請你再附上一封信給編輯。我建議你把調子緩和一些，把論據搞得再充分一些，他們也許會把它作為專欄文章登出來。”
我照他說的辦了。4天后，經切尼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批准，我的文章出現在《紐約時報》的專欄版上，標題是《將軍們為什麼發怒》（標題不是我的，是《紐約時報》的一位編輯擬定的）。但是我確實闡明瞭我的意思。我指出，不論什麼時候軍隊只要有明確的目標，如在巴拿馬，菲律賓政變和“沙漠風暴”中那樣，就能獲得成功的結果。如果國家的政策含糊不清或壓根兒不存在，如豬灣、越南，在黎巴嫩建立海軍陸戰隊的“存在”，其結果就是一場災難。在波斯尼亞，我們應付的是一種已有千年歷史的盤根錯節的民族糾紛。基本的決定很簡單，但很棘手。我們捲入這場戰爭還是不捲入？如果政治決定是捲入，我準備做我在“沙漠風暴”中所做的事情，安排各種軍事選擇方案。但是《紐約時報》社論指出，我們可以只是輕輕敲它一下。“在所謂的專家們建議我們需做的事只是進行一次小規模的外科手術式轟炸或有限襲擊時，我當然心情不安，因為在期望的結果達不到時，又會有一群新的專家出來談論來一次小小的升級。歷史對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向來沒有善報。”我最後寫道，至於林肯與麥克萊倫的問題，它產生於這樣一個事實：在林肯確定了明確的政治目標後，麥克萊倫不想動用他所掌握的擁有壓倒優勢的部隊。“我們已經吸取了適當的歷史教訓，而有些記者卻沒有。”
總統競選進入最後一個月，我覺得喬治·布什亂了陣腳。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帶有種族色彩，而且將政治與宗教混淆在一起，這使得甚至原來可能支援喬治·布什的中間派美國人都大倒胃口。人們對他的“沙漠風暴”的讚揚像春雪一樣消融了。國家擺脫難以應付的衰退的速度不夠快，而且有人指責總統在玩胡佛的一套做法：經濟嘛，不治自愈。宣傳花招起不了作用，例如讓布什設法顯示平易近人的品質，從戴維營小跑到最近的J·C·彭尼開的商店去買襪子。由競選運動總管弗雷德·馬利克、競選運動主席鮑勃·蒂特和財務主席鮑勃·莫斯巴赫爾組成的三駕馬車，未能使布什重新當選的努力擺脫僵局。勉為其難的吉姆·貝克被從國務院調去創造競選奇蹟，但也於事無補。在白宮上下，我意識到了一種情緒，布什這條好船在吃水線以下出了漏洞。11月3日，總統被克林頓州長以百分之四十三對百分之三十七點四的得票比例擊敗，羅斯·佩羅獲得了約百分之十九的選票。
我常常吃不準喬治·布什在競選期間身體是否健康。1991年，在重新任命我為主席前，他得了心房纖維性顫動，這是一種由叫做格雷夫斯氏病的甲狀腺失衡引起的心律不齊。後來，他接受藥物治療，有個時期一次服5種藥。總統自己說過，藥品造成“思維過程放慢”。改變劑量後，他說他感到敏捷程度已恢復如初。儘管如此，在競選活動期間，我看到喬治·布什精神疲憊，有時候表情冷漠。他已不再是先前的那個領導人，當時他能夠傾聽其顧問們無拘無束的辯論，從中抓住問題的要害，並且做出說一不二的決定。競選運動擱淺了。心懷不滿的選民不再擔心冷戰或沙漠之戰了，比爾·克林頓和羅斯·佩羅對他們產生了吸引力，而這證明是決定性的。
大選後的第二天，我給總統去電話告訴他我對競選結果感到遺憾。但是不管輸贏如何，他為國家和世界做了出色的貢獻。
“謝謝，科林，”他說，“但很痛心，痛心極了。”
當晚我回到邁爾堡的家後，我向阿爾瑪提到這一談話，她說：“真有趣，巴巴拉·布什剛打來電話，要我們一起去戴維營度週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