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聯絡站”的所有負責人來一次，他要同他們談一次話。於是，安排了2月16日晚上這次重要的接見活動。
筆者就此訪問了喬曉陽（當年受陳毅接見的歸國留學生代表之一，現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喬曉陽感情激動地回顧了這段經歷：
我是1964年高中畢業後由國家高教部派往古巴留學的，就讀於古巴哈瓦那大學。1967年2月初，國內通知所有留學生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我隨著這一潮流回到北京，這年21歲。回國的第一個晚上，躺在北航教室鋪著稻草、被褥的地鋪上，竟夜翻看同學送來的紅衛兵小報，感到迷茫和困惑。
這時回國的留學生約500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華、北醫、北航等高等院校，後集中住在友誼賓館的外國專家局（專家已撤離，空房很多）。
留學生中名目繁多的戰鬥隊，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進而組成了“歸國留學生革命造反聯絡站”，以協調各戰鬥隊的活動和統一行動。這是當時剛歸國的留學生中一個鬆散的組織。
聯絡站成立後的第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在北京召開批判外交部駐外使領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其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熱潮已過，留學生們為了表明跟上“革命”的步伐，決定要補上這一課。
在討論邀請陳毅出席批判大會的方式問題時卻出現了分歧：一種意見是，駐外使領館的“資反路線”，同作為外交部長的陳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應依慣例通知他或勒令他出席；一種意見是，陳毅是人民景仰的元帥和老革命家，應用大紅請帖向他發出邀請。討論的結果，後一種意見佔壓倒多數，被透過。我當時是舉雙手贊成用大紅請帖邀請陳毅的。
恰在此時，茅利塔尼亞外交計劃部長一行訪問中國。陳毅以主要精力投入外事工作。
2月15日，陳毅出席為歡迎茅利塔尼亞貴賓舉行的招待會並講話，隨後與周恩來一起陪同這些貴賓接受毛澤東的接見。
2月16日是茅利塔尼亞外交計劃部長一行在北京的最後一天。當天下午，陳毅出席中國和茅利塔尼亞關於貿易、經濟、文化等協定的簽訂儀式，並代表中國政府在協定上簽字。
就在這天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碰頭會上，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等老革命家為一方，以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為另一方，爆發了一場劇烈鬥爭。從“文革”一開始，雙方在要不要黨的領導、對待老幹部的態度和要不要穩定軍隊等問題上發生了深刻的分歧，多次在政治局和軍委會議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這天下午的懷仁堂碰頭會，是雙方鬥爭的高潮。會上，譚震林怒斥張春橋等不要黨的領導、打擊迫害老幹部的可恥行為，指出“你們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幹部。……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當他氣憤已極，拿起檔案包，穿衣欲走之際，陳毅叫住他，激憤地說：“不要走，要留在裡邊鬥爭，”並說“這些傢伙上臺，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李先念痛心、地說：“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
這次被誣為“二月逆流”的重要會議，長時間秘而不宣。那天下午，陳毅的警衛秘書宮恆徵陪著陳毅從慶雲堂四號院家裡步行到懷仁堂，散會後又一起步行回家。他見陳毅濃眉微蹙，怒氣未消，試探著問了一聲：“老總，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陳毅似乎在想心事，所答非所問地嘟嚕一句：“快走，吃了晚飯還要趕到機場為外賓送行！”
在驅車去機場的路上，宮恆徵說：“老總，送外賓回來怕很晚了，接見留學生的事就改個期吧？”
“誰說改期？”陳毅說得斬釘截鐵，“看著娃娃們犯錯誤，我陳毅睡得著覺嗎？！”
2月16日晚上，中南海外事口會議室（現國務院第四會議室）燈光如同白晝。20多名“歸國留學生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作為500多名歸國留學生的代表，圍坐在罩著白檯布的長條桌周圍，等候陳毅的接見。長條桌邊的小條桌旁坐了“外交部造反聯絡站”派來的三個人，桌上紙筆俱備，似負有速記任務。
主持人告訴大家：陳毅副總理因有外事活動，請大家稍候。同時發給每人一張小卡片，填寫各人的姓名、年齡、家庭出身等情況。
9時許，陳毅在警衛秘書宮恆徵陪同下步入會議室，邊脫大衣邊致歉說：“對不起，讓諸位久等了！”隨即在長條桌的一頭坐下來，拿起一張張小卡片念著，和大家一一認識。
“喲，已經過9點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