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似在翻騰感情的波濤。
他，就是當年大庾縣縣長彭育英。
林伯渠南昌薦賢明
彭育英，別號少武，1900年11月出生於江西省萬安縣彈前鄉，18歲東渡日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五年後學成歸國，先後任《南潯鐵路月刊》編輯、江西省建設廳行政科科長、省長總署秘書等職。1926年11月，北伐軍克復江西。當時正值國共合作，在北伐軍第六軍任黨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產黨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抵達南昌後，被推舉為江西省政務委員會委員。他在工作接觸中對彭育英的人品才幹頗有好感，遂向省政務委員會推薦，委之以虔南縣（今全南縣）縣長，彭育英由此加入國民黨。
虔南縣是江西省最南端的一個山區小縣，民間素有“小小南縣，一泡尿撒遍，縣官打老婆，全城聽得見”的戲語。在這樣一個既偏僻又清靜的山城當個一縣之長，對不善言談、性喜種草養花的彭育英來說，本是再恰當不過的所在。豈料好景不長，“四·一二”政變使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此後兵荒馬亂，彭育英幾乎每隔一二年就要奉調易地做官。但他做夢也想不到，1936年5月竟被突然調往大庾縣（今大餘縣）當縣長，由此走上了一條非同尋常的道路。
陷泥淖赴任大庾縣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主力紅軍戰略轉移，奉命留下的項英、陳毅等同志於1935年春突破敵人重圍，到達贛粵邊領導南方遊擊鬥爭。大庾縣屬游擊區範圍，梅山便成了游擊隊的主要根據地之一。
陳毅進山，國民黨江西省當局為之坐立不安，會同廣東軍閥連連派重兵“清剿”。然而“剿”了兩年，碰得焦頭爛額，毫無進展。老謀深算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心生一計，決定撤換“清剿”不力的大庾縣縣長，重新選派心腹幹才前去接任，以加強邊界地區的政權。
熊式輝馬上想到了彭育英。他和彭育英都是江西籍人氏，先後赴日本求學，同校攻讀，當時過從甚密，頗有交情。於是一道令下，彭育英不得不趕赴大庾主政。熊式輝不但委任他為大庾縣縣長，還冠以“招撫委員會副主任”的頭銜，把他推上了與陳毅領導的中共贛粵邊特委和游擊隊刀槍相對的境地。然而，游擊隊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東奔西襲，出沒無常，“清剿”、“招撫”談何容易！彭育英上任一年後，便深感困難重重，無計可施。在給上司的報告中，他毫不掩飾自己無奈的心境，喟然嘆道：“年來迭經育英聯合各縣團隊，呈請地方駐軍，數次會剿，但因山嶺複雜，此剿彼竄，鮮奏膚功。”
識大局幡然覓新途
此時，日寇侵華步步升級。陳毅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於8月8日發表抗日宣言，呼籲國民黨江西地方當局立即停止敵對活動，團結合作，共同抗日。
彭育英審時度勢，感到趁此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確是上策，便於8月27日簽發“簡秘代電”，派人分送贛粵邊界各游擊區，表示願意在抗日救國的新形勢下求同存異，化敵為友，歡迎游擊隊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認為，這樣“能多儲存一份元氣，即為國家多儲存一份抗戰實力。”可是，少數堅持反共的國民黨分子卻藉機大造謠言，說什麼“共匪要求投誠”，游擊隊要下山“自新”、“歸順”云云。對此，陳毅無比憤慨，於舊曆七月二十九日深夜書函彭育英，義正辭嚴地指出：“夫不以友黨友軍視我，則立場既乖，前嫌未釋，剿匪之舊觀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聯合真誠？敝黨不敏，出生入死為革命奮鬥近二十年，不為帝國主義之兇焰稍屈，又焉能毀政治節操以圖名就利乎？”
在這封長達千餘字的信中，陳毅也高度評價了彭育英發出的“簡秘代電”：“尊電明澈識深，洞悉大體，饒有政治家風度，敝黨當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國之原則既同，餘事商討不難迎刃而解。”
彭育英畢竟有著一顆救亡圖存的愛國之心。他當機立斷，首先一改“奸黨”、“共匪”等誣衊共產黨、游擊隊的咒語，而以“友黨”、“愛國志士”相稱，並公開發表了停止清剿游擊隊的“和平宣告”。接著，他一面以“招撫委員會”的名義，通電湘粵邊界各縣軍政當局，解除對游擊區的封鎖，以示誠信；一面派秘書魯炯雯帶著他的手札，翻山越嶺四下尋訪游擊隊，約期會面磋商。
陳毅對彭育英的舉動深為讚賞，不無幽默地稱其為“國統區難能可貴的七品官”。
鐘鼓巖一握釋干戈
1937年9月6日，這是個值得載入史冊的日子。這天，陽光燦爛，碧空如洗。彭育英親率秘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