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植物學家。他還結識了施列登，並瞭解了使施列登得出細胞學理論的有關細胞的一些想法。
愛沙·葛雷剛剛返回美國，就被聘為舊哈佛大學的植物學教授，他在該校講課出了名，因為他努力鑽研他所講的課程，而且這些課程內容新穎、豐富。他很容易地成了美國植物學家這一派的首領。達爾文也同這個精力充沛的植物學家開始通訊。信是達爾文主動先寫的。他在第一封信裡請愛沙·葛雷幫點小忙。達爾文告訴葛雷說，他從事研究生物的變異已經好幾年了。他已經對動物得出了一些結論，並且作為一個非植物學家想從專家那裡得知，這些結論是否可以適用於植物。此外，有關美國高山植物的材料也使達爾文感興趣。
達爾文向來對提出這樣的請求總是一再表示各種各樣的歉意。
愛沙·葛雷非常樂意地答覆了達爾文所提出的要求。除了寫信和郵寄美國高山植物統計表外，他還把自己的新版植物學課本寄給了達爾文。達爾文當時正致力於地理分佈和型別的種屬關係問題的研究，他希望愛沙·葛雷在課本再版時，能在他的美國植物統計表裡指出，哪些植物是當地的，哪些植物是從歐洲移植進來的，還要指出這些植物的產地在哪裡。
這一時期使達爾文感興趣的問題，當然是同物種一書的準備有關係的問題。他向愛沙·葛雷詢問某一科植物的物種佔美國植物區系物種的總數的比例。他感興趣的還有各種植物區系“相近的”物種，他請葛雷為他指出這樣的物種，哪怕是在舊的校樣裡指出也行。達爾文給他寫道：“我對於一些相近的物種所下的定義是：這是一些可以認為是不同‘物種’的生物，但也可以認為是任何其他優秀的植物學家可能把它們看成亞種或變種；還可以認為它們是與任何其他物種難以區別的一些生物。”
愛沙·葛雷由於受到達爾文詢問的影響，撰寫和刊出了一篇《北美合眾國植物區系的統計》，達爾文在收到這篇論文後，對愛沙·葛雷所作的關於大屬的物種總是有著廣泛的分佈範圍的結論非常高興。這個結論同達爾文從分析其他植物區系所得的結論以及他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
但是，愛沙·葛雷關於聯結高山植物的那條線是透過格陵蘭的論點，同達爾文的理論卻相矛盾。這使他感到不安。他總是努力做到理論不脫離事實，所以北美另一個有威望的學者亞格西的過於自信，他並不贊成。他給愛沙·葛雷寫道：“賴爾告訴我說，建立關於爬蟲綱最初是什麼時候被創造出來的理論的那位亞格西，當聽到同他這一學說相反的一些審慎的觀察時，興奮地說，他還沒有考慮這一點，因為‘大自然從不說謊’。我的處境也正是這樣，而且要您向重複一遍：”大自然從不說謊‘也就是說，從事理論的人永遠是對的……“
後來，達爾文問葛雷，他是否認為，植物學家們在他們的植物統計表裡，會不加區別地把變種列舉出來，而不管它們是否存在於大屬或小屬裡，或者他們更傾向於只是在這些情況中的某一種情況下把變種列舉出來。
這幾年達爾文的健康狀況是不穩定的。有幾次，水療暫時使他精神振作起來，感到非常輕鬆。例如一八五七年，他從慕爾公園水療機關寫信談了關於水療的“良好的作用”。我能夠象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樣轉圈子和進食，甚至睡眠也好起來了“。他說，水療”能使一個人的頭腦非常出色地停止活動“。
看來，與數學計算有關的著作，使他大傷腦筋。一八五八年三月，他給虎克寫通道：“今晨，我的工作進展得很不好，並且感到沉悶。天哪，我是多麼仇恨物種和變種啊！”有一次，他在計算變種時，同博物學家拉卜克（他同一莊園的鄰居）暢談起來，拉卜克提出了他在計算上的一個大錯誤。兩三個星期的工作看來是不大愉快的。儘管他因此感到失望（“我是全英國最不幸的、最憂鬱的、最平凡的一個動物；由於對自己的盲目和幻想感到煩惱而痛哭了一場”），但他馬上又坐下來重新進行計算。他給虎克寫道：“只要我沒有再次審查完這些書，並且沒有看到根據正確原則計算的結果，我就要坐下來，一動也不動”，可是他衷心感謝拉卜克，因為拉卜克使他避免犯錯誤。
堅持不懈地工作，使他的健康狀況惡化了，必須再次進行治療。一八五八年四月，他從慕爾公園寫信給賴爾說，他又到這裡進行兩個星期的治療，他同賴爾交談了許多地質方面的問題，並在結尾時突然寫道：“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因為我到這裡來的任務是不思考任何事情，而是多散步，多吃飯，並且還要多讀小說。”
的確，他儘量利用這個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