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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士們齊聲回答“能！”
劉一民滿意地點點頭，命令部隊解散。
部隊解散後，高原和黃蘇向劉一民簡要彙報了11師部隊整編情況。由於俘虜多，兵員充足，整編後的11師，兵強馬壯。其中31團一營、32團四營，就是老一營、老四營每班16人，每排66人，每連238人，兩個營滿編都是846人。其他營每班12人，每排38人，每連146人，每營558人。各團都設有一個360人地火力支援營，一個120人的工兵連，一個120人的輜重連，一個36人的警衛排，一個12人的偵察班、9人的通訊班、炊事班。31團和32團都達到了2630人，33團2340人。加上1630人地師直屬部隊，全師共9230人。
聽得劉一民直乍舌，11師是這樣，估計12師、13師人數也不會少到哪裡去，這樣地話，加上軍團直屬部隊，自己的紅七軍團豈不是已經有3萬多人了麼？從遵義出發的時候還是15000人呢。到樂山變成了20000多人，怎麼到成都就變成3萬多人了呢？看來。幹部們都跟著自己學會了，寧可磨破嘴皮子做思想工作，也不願意放過一個俘虜兵了。照這樣發展下去，再有幾年，想不去南京找蔣委員長喝茶都不行了，發展壯大了的部隊會推著自己去的！
在一營吃過晚飯，劉一民讓王大湖、王新運把副班長以上幹部的識字本收上來。一本一本認真查閱，有錯字的，直接用筆批改。對識字多、進步快地，寫上一句表揚話。對識字少的，寫上一句鼓勵話。又精心挑選出5本最好地，在每個本子地封面上用正楷分別題上“學習使人進步”、“做有文化的紅軍戰士”、“生命地意義在於不停地追求進步”、“知識是我們改造世界的武器”、“有文化才能動員千千萬萬人與我們一起奮鬥”。落款都是“中國工農紅軍紅七軍團軍團長劉一民，西元1934年元月7日晚於成都”。
批改完後，交代王新運把識字本發回去讓戰士們學習。要把5本最好的掛在營房門口，讓戰士們觀摩兩天。
令劉一民想不到的是，他地這一舉動，在七軍團引起了強大反響。老2營、老三營、老四營、老五營、老六營的幹部戰士聽說後，極度不平，直說軍團長不公。接下來的幾天。幾個老骨幹營的營長、教導員，都捧著幹部戰士的識字本去找軍團長，要求他無論如何批改，否則戰士們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弄得劉一民連續幾個晚上都在辦公室挑燈奮戰。其他部隊聽說後，團長、政委、營長、教導員們都二話不說，拿出軍團後勤處發下來的津貼，給每個戰士買識字本和讀本。全軍團形成了一種比學習、比思想、比作風、比紀律、比訓練、比戰績的風尚。
以後紅七軍團以及由它衍生地部隊就形成了個傳統，只要劉一民來部隊，在彙報檢查結束時，必然會捧出一摞戰士學習筆記。讓他批改。
當然。劉一民批改的這些識字本，戰士們都很珍視。終生儲存。特別是劉一民給六個老骨幹營幹部戰士批改的識字本，後來成了收藏界追捧的無價之寶。其中有幾個著名烈士，犧牲後胸口貼身儲存的就是劉一民批閱的識字本。這些識字本都進了軍事博物館。
整整一下午都在陪同劉一民檢查地黃蘇，回去後在日記本上寫道：“軍團長的作風深深地感動了我。特別是他批改戰士識字本時嚴肅認真的形象，從此將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鼓勵我、鞭策我，促使我更好地工作。我敢斷言，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將領會向軍團長這樣督促戰士學習的。他代表了我們紅軍注重學習、善於學習的新形象。”
回到衛戍司令部後，劉一民叫來蔡中和馮達飛，取出他從通道就開始寫的《紅軍步兵訓練手冊》，讓兩個人拿回去翻閱、提意見。
二天早上一大早，蔡中和馮達飛就來找劉一民了，蔡中說應該馬上印發部隊對照訓練，馮達飛表示同意印發部隊訓練，但是如果讓他主持組織部隊訓練，他擔心完不成任務。
劉一民不解，問為什麼？
馮達飛說這本冊子比他見過的所有軍校教材都先進的多，許多東西如步坦配合、防毒等，他聽都沒有聽說過，更不用說實踐經驗了。因此，他要求與劉建立換工作，他去當師長，讓劉建立來做這個參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