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意是讓他回來擔任軍事參議官或者是朕的侍衛長的，現在就讓他出任陸相吧”
這本來都是近衛文磨和裕仁天皇捏好的，到此算是唱完了雙簧戲。
之所以會有這種人事變動，主要原因是裕仁天皇、近衛文磨、閒院宮載仁親王都看清了侵華戰爭是一個泥坑的現實，要改變政治策略了。必須得搬開杉杉元、寺內壽一、畑俊六這三個主張速戰速決的軍中巨擘，以免他們反對。
其實，寺內壽一、畑俊六都已經看到了對華戰爭不可能速勝。寺內壽一還給天皇發了密報，陳述了政治軍事並重、誘降蔣介石、重點打擊八路軍的想法，與天皇和近衛的想法應該是一致的。也可以說，裕仁天皇和近衛首相的想法就來自於寺內壽一的密報。只是不知道近衛文磨是要報復寺內壽一還是天皇想保護寺內壽一，竟然尿到了一耳光壺裡，想到了以杉杉元來代替寺內壽一。
到了這個時候，杉杉元只好灰溜溜地磕頭謝恩，準備御前會議結束後就回去交接工作。
近衛文磨開始奏報了。
據近衛文磨統計的數字，開戰以來，除了原有的陸海軍兵工廠外，實施了兩次軍需動員，共動員4000家民營工廠生產軍需品，但均未達到軍方需求。特別是華北作戰，損失猶大，都已經不是補充的問題了。每一次戰後都等於重建部隊，從軍裝到武器彈藥和車輛裝備、戰馬，都得重新配備。截止到武漢會戰結束，整個軍費開支達到了130億元的令人吃驚的高度。這130億元中，60來自於發行公債。巨大的戰爭消耗，損害國內經濟。目前日本進出口總額下降，黃金儲備減少，電力不足，糧食減產。最可怕的是，由於軍工的畸形發展，刺激物價上漲，通貨膨脹。
針對這種情況，近衛文磨奏報到：“內閣一致認為，武漢會戰取得的最大戰果，是將蔣介石國民政府由中國中央政府變成了地方政府；八路軍的崛起嚴重影響了對華作戰的順利進行；速戰速決戰略已經失敗，單憑武力不能征服中國”
裕仁天皇問道：“首相閣下，既然內閣已經得出了結論，有無良策呢？”
到了這個時候，近衛文磨終於亮出底牌了，只聽他胸有成竹地說道：“陛下，內閣研究後認為，今後對華作戰，必須改變戰略。把單純的軍事進攻轉化為政治進攻為主、軍事打擊為輔。政治進攻方面，兩個方略。一個是誘降中國第一流人物，組建有號召力、願意與大日本帝國合作的中央政府，反共、反蔣，在國際上孤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促使蔣介石政府投降或崩潰，實現對華作戰的和平解決。另一個是改變過去不以蔣介石政府為談判對手的強硬立場，誘降蔣介石，以反共為旗號促蔣與我們談判。總的策略是以華制華，分化瓦解中國的反日陣線，促使中日戰爭走上政治解決的軌道。軍事打擊方面，在華中、華南對蔣介石國民政府軍採取守勢作戰，以保守佔領地為原則，集中力量打擊華北之八路軍和華中之新四軍，開展大規模的華北治安作戰，將共產黨勢力消滅在華北。最理想的結果是，形成大日本陸軍與蔣介石部隊、閻錫山部隊聯手進攻共產黨部隊。”
裕仁天皇兩眼放光，當即指示近衛文磨把日本政府的善意向全世界公佈，責成總參謀長閒院宮載仁親王負責，根據新的戰略方針制定對華作戰指導意見，下發前線各部隊執行。
御前會議結束後，比歷史上的近衛第二次宣告整整晚了20多天，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發表了第二次宣告。全文如下：
“今憑陛下之盛威，帝國陸海軍已攻克廣東州、武漢三鎮，平定中國重要地區。國民政府僅為一地方政權而已。然而，如該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為止。
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這次征戰之最後目的，亦在於此。
此種新秩序的建設，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為根本，希望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的結合。這就是有助於東亞之安定和促進世界進步的方法。
帝國所希望於中國的，就是分擔這種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帝國希望中國國民善於理解我國的真意，願與帝國協作。固然，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帝國深信不疑，各國也將正確認識帝國的意圖，適應東亞的新形勢。特別是對各盟國的一貫厚誼，深表滿意。
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淵源於我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