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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被誅除以後，黨人清廉自守，在社會上威望極高，他們為陳蕃、竇武申冤，攻擊時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擬詔書，總是重申“黨人之禁”。
中常侍侯覽對張儉尤其怨恨，他的老鄉朱並是個奸邪小人，平時為張儉所唾棄，侯覽便授意他誣陷張儉，朱並上書誣告張儉與同鄉24人“熹平石經”殘石
互相別署稱號，結成朋黨，圖謀社稷，而以張儉為領袖。詔令收捕張儉。永康二年十月，曹節也乘機奏捕、拷殺虞放、李膺、杜密、範滂等百餘人，妻子皆徙邊。此外，藉機報私怨和地方官濫捕牽連，以至死、徙、廢、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隸校尉捕黨人和太學諸生千餘人。熹平五年（176）進一步下詔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親，都被免官禁錮。直到黃巾大起義爆發，黨人的禁錮才被解除。
這就是歷史上第二次“黨錮之禍”。至此，賢能忠義進步勢力遭到徹底打擊。宦官們透過鎮壓，消除了與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專權達到了歷史的頂峰。
導致了社會的極端黑暗宦官是一個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團。身體的殘缺和社會的鄙視，使得他們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極強的報復心理。因而當這個集團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總攬了大權之後，社會的極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挾主專權，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宦官集團的獨裁統治。只要對他們稍有不滿，他們就誣告陷害，或流放禁錮，或罷官下獄，或殺身滅族，無所不用其極；在經濟上，兼併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澤都佔為己有，殺人越貨，巧取豪奪，與強盜無異；在生活上，腐化糜爛，揮金如土。
他們還引導靈帝荒淫亂政，夥同靈帝在西園賣官，支配靈帝驅正扶邪，從而使得正常的統治秩序遭到破壞，社會矛盾迅速加劇，最後終於爆發了全國規模的黃巾大起義。
引起了黃巾農民大起義中常侍是宦官中權勢最大的職位，雖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卻負責管理皇帝檔案和代表皇帝發表詔書，是皇帝最為親近的人。
漢初，中常侍沒有固定的編制，但慣例是設4人，秩級千石。靈帝卻陡增至12人，他們是：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粟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當時人們稱之為“十常侍”。他們不僅封侯受賞，連他們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們把持朝政，貴盛無比，昏庸的漢靈帝甚至對人說：“張常侍（張讓）是我父，趙常侍（趙忠）是我母。”
由於宦官當權，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佈貪官汙吏，土地兼併十分嚴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剝削與壓榨，紛紛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義連年不斷，從建寧元年（168）到中平元年（184）的十多年時間內，見於史籍記載的農民起義不下十幾起。最後終於在靈帝中平元年（184）爆發了全國範圍的農民大起義——張角領導的黃巾大起義。
為了糾正時弊，郎中張鈞曾上書說道：
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佈告天下，可不經師旅而大寇自清。
儘管張鈞對黃巾起義爆發原因的分析並沒有抓到根本，只殺幾個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長期積澱的不滿情緒，但宦官專權無疑是黃巾起義的催化劑和導火索。靈帝對宦官的寵信與依賴無疑加速了這個催化的過程，並親手點燃了這個導火索。
◎流連於香豔和荒誕之間
面對宦官的恣意妄行和士人的激烈抗爭，漢靈帝感到無能為力。
既然宦官們喜歡專權用事，只要這些奴才們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漢靈帝也便樂得個恬然自得；既然宦官們能夠放手做事，只要這些奴才們變著法讓自己玩好了，漢靈帝也便只想著斂財玩樂。
於是，在漢靈帝的時代，一些在歷史上罕見的齷齪（wòchuò）之事在這裡都出現了。
裸遊館中。平三年（186），漢靈帝在西園修建了千間裸遊館。靈帝與眾多的姬妾在這裡裸體遊玩，他讓人採來綠色的苔蘚將它覆蓋在臺階上面，引來渠水繞著各個門檻，環流過整個裸遊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