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山東、河南一帶，又有張洛行、龔瞎子、孫葵心那幾大幫捻子，勾結洪軍“四眼狗”陳玉成，四處竄擾。此外皖北又有名為團練首腦的“練總”苗沛霖，包圍壽州，公然叛亂，形成意外的阻力，也是件相當棘手的事。
但是，局勢雖然危急，大家的信心未失。經過這十年戰火的滌盪，那些暮氣沉沉，貪鄙庸懦的八旗武臣，大半都被淘汰，專責督剿一方的將帥，魯豫之間的僧格林沁和勝保、淮北的袁甲三、江北的都興阿、援浙的左宗棠等等，都是可以信任的人，當然重心是在節制四省軍務的曾國藩身上。
因此士議紛紛，雖以各人的家鄉不同，而有赴援規復，孰先孰後各種相異的主張，但對曾國藩的期望是一致的。於是，有資格上書言事的，你也一個摺子，我也一個摺子，對於東南軍務，大上條陳，看來言之成理，其實是紙上談兵。恭王大權在握，心有定見，所以對這些摺子，一律採取敷衍的態度。
新近開復了處分，並奉旨管理工部的大學士翁心存，也上了一個“言南中事”的摺子，是他的兒子翁同龢的手筆。大略說是，南通州、泰州一帶，膏腴之地，必當確保，蘇常一帶，應該及早規復，上海數縣，不可棄置度外。這原是老生常談，不說也罷，要緊的是有幾句恭維曾國藩的話：“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曾國藩如慈父母，飭該大臣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往援剿，”其中另有文章。
原來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這時是卸任的安徽巡撫，為苗沛霖圍困在壽州城裡，苗沛霖的叛亂，無論如何他是逃不了責任的，同時巡撫是地方官，守土有責，須共存亡。以前江蘇巡撫許乃釗，就因為蘇州失守而革職。兩江總督何桂清，原駐常州，兵危棄守，逃到蘇州，江蘇巡撫徐有壬閉城不納，再逃到上海。蘇常淪陷，徐有壬殉難，遺疏痛劾何桂清，棄城喪師。這件案子，遷延兩年，最近又有朝命，緝拿何桂清，解京查辦。翁同書也是同樣的情形，安徽兩次失守，不能殉節，將來即使能從壽州逃出來，追究責任，要全看兩江總督節制四省軍務的曾國藩，肯不肯幫忙？以他今日聖卷之隆，一句話可定翁同書的生死，所以翁家父子趁這機會，先暗送一番秋波。
因為都是如此倚曾國藩為長城，益發加深了兩宮太后對他的倚重。恭王因勢利用，除了奏準由曾國藩保薦督撫大員以外，還特別發了一道廷寄，說是：“賊氛日熾，南服倦懷，殊深廑念。其如何通籌全域性，緩急兼權，著將一切機宜，隨時馳奏，以紓懸系。”隨後，又將翁心存的原折抄發曾國藩，徵詢意見，同時也提到了曾國荃。
曾國荃這一次回湖南，說是去招募湘勇六千人。那真正是衣錦還鄉，打下安慶，論功行賞，他以按察使記名，賞黃馬褂。乘勝追擊，大殲餘寇，又賜為八旗子弟所最重視的名號“巴圖魯”——滿洲話的“勇士”。等到率師東下，克無為州，破運漕鎮，進拔東關以後，特賜頭品頂戴，跟他老兄一樣，戴上了紅頂子。據曾國藩奏報，他是慈禧太后萬壽的第二天離安慶的，日子已經不少，在家鄉求田問舍，也該料理停當了，所以在給曾國藩的廷寄中，問到曾國荃，加了這麼幾句話：“安慶克復，回湘募勇，曾否回營？著速東下。”
募勇練兵，不妨責成曾國藩，籌劃軍餉，卻非方面大員獨力所能解決，各省協餉，如非奉嚴旨催解，再由應收省份派員坐索，是拿不到錢的。
第十部分慈禧全傳（十）（14）
象安徽就是那樣，袁甲三營裡缺餉，向江北糧臺催索不到，只好奏請朝廷撥發，軍機大臣們商量的結果，決定由江蘇按月貼補袁甲三協餉二萬兩，鹽課一萬兩。請旨照準，廷寄上諭，等江蘇巡撫薛煥和藩臺兼署漕運總督王夢齡的復奏上來，恭王一看，大為不滿。
復奏上說，蘇常一失，餉源去了十之六七，現在江蘇一省只剩下兩府一州之地，要兼顧江南、江北兩個糧臺，境內水陸一百多營，糧餉已欠下六十多萬兩銀子。所以協餉必須南北兩臺籌足以後，有餘款才可以解交袁甲三，淮北的鹽課也要解足二萬兩以後，其餘再解袁營。這些話自然是所謂“飾詞搪塞”，連慈安太后聽慈禧唸完這個奏摺，都覺得薛煥和王夢齡太不負責任了。
於是恭王面承懿旨，由曹毓瑛親自擬了一道詞氣極其銳利的旨稿，指責薛煥和王夢齡，不脫近來軍營習氣，“剿賊藉口兵單，籌餉則爭言人眾”，又說他們有“人己之分”，如果安徽大營缺餉兵敗，江蘇又何能自保？最後則除了責成江北糧臺協餉皖營以外，還要查江南大營的收支帳目。
“這道上諭，說得很透徹。”慈禧太后看了上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