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恭王跟文祥比皇帝更覺心煩，一方面受皇帝的詰責，一方面要應付各國使臣，而額外還要安撫“清議”。朝上茶餘酒後的放言高論，還可以裝聾作啞，表面不理，暗中疏通，但公然上了摺子，對那些“義正辭嚴”的責備，就不能當作耳邊風了。
摺子是翰林院編修吳大澂所上的，他是同治七年的庶吉士，三年教習期滿，留館授職編修。因為不是“日講起注官”，所以奏摺由翰林院掌院學士代奏，措詞相當委婉，一開頭先拿恭王及李鴻章等人恭維了一頓，但提到入覲禮節，話就說得很硬了，“我國定製，從無不跪之臣，若謂賓禮與外藩不同，必欲執泰西禮節行之於中國，其勢萬不能行。夫朝廷之禮，乃列祖列宗所遺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儼然有不跪之臣，不獨國家無此政體，即在廷議禮諸臣，問心何以自安？”
看到這個“交議”的摺子，恭王唯有苦笑，傳觀各總理大臣，大都默然，只有董恂，憤懣之色，溢於言表。
“書生誤國，往往如此，都為了他們好發高論，這件事不能定議，如今就算能夠入覲，各國使臣已存芥蒂，‘修好’二字也要大打折扣。這就好比做買賣，明知這筆交易非做不可，爭論價錢也佔不到便宜，何不幹乾脆脆，放漂亮些？也圖個下回的買賣……。”
董恂的話有些擬於不倫，文祥聽不入耳，便揮手止住了他，“咱們談正經吧！”他說，“清議自然不可不顧。他們的話雖不免隔靴抓癢，亦是由於隔閡之故，唯有開誠佈公，把局中人的難處都說給他們聽，或者可以取得諒解。吳清卿這個摺子，既然是併案交議，將來可以在一案中奏復，眼前暫且不必管它。照我看，事情到了非定議不可的地步，各國使臣的意見，‘萬國公法’的條款，都得說給上頭聽。皇上聰明天縱，只要知道了其中的窒礙，聖心亦自然會體諒的。我看，這件事還得託蘭蓀從中斡旋，進講時隨機開陳，庶乎有濟。”
李鴻藻這天不在恭王那裡。第二天到了軍機，恭王把他請到僻處，親自提出要求。
“蘭蓀！”恭王徐徐說道，“你久值樞庭，也是局中人，局外人不諒，局中人應該深知甘苦。積弱之勢，非一朝一夕而成，如今度勢量力，是不是能跟洋人周旋，或者如雍、乾盛世，海內富足，可以閉關自守，封樁庫不說，戶部就經常有兩三千萬銀子存在庫裡，不必指著洋稅作擔保，籌西征的軍費，倘或洋人不就我的範，儘可以不相往來。蘭蓀，你說，如今的形勢，有一於此否？”
這是無須問得的，但以親王的體制尊貴，明知故問亦不得不規規矩矩地回答：“沒有。”
“那不就說到頭了！如果有一於此，何須言路侃侃而言？在我這裡先就過不去，肯跪拜，我奏請准許入覲，不肯跪拜，就教不行，那怕他拿‘下旗歸國’作要挾，我只答他兩個字：請便！”恭王停了一下又說，“蘭蓀，我再跟你說句掏心肝的話，各國公使不肯跪拜，第一個委屈的是我。你想想，如果派我陪著入覲，洋人給皇上鞠躬，我可得跪在那裡，相形之下，你想我心裡是什麼味兒？”
這番話使得李鴻藻相當感動。他講理學並不象倭仁那麼滯而不化，更不會象徐桐那樣冥頑不靈，只是名心甚重，極講究大節出入。看洋人雖還不免存著“夷狄”之見，但平心靜氣想一想，洋人勢利重於道義則有之，待人接物，到底跟張騫通西域時所見的人物不同，所以對總理衙門諸大臣，其實也是相當諒解的。現在聽了恭王的話，更不能不承認他是“忍辱負重”，既同在政府，也不能不為他分勞分謗。
於是他很誠懇地答道：“王爺的苦心，我不但諒解，而且欽佩。王爺若以為我有可以效勞之處，或者說句放肆的話，非我不可之處，盡請吩咐！”
“承情之至。”恭王極欣慰地拱手道謝，“蘭蓀，有件事還是非你不可，覲見的章程，最近就可以定議，一旦奏上，要請你在御前相機開陳，多為皇上譬導。如今時世不同，千萬不要以為有‘不跪之臣’，就是受辱。”
這是個難題，從四書五經到前朝實錄，那裡也找不出一個事例，可用來譬解天子有不跪之臣，但既然已經承諾幫忙，不得不硬著頭皮答應一聲：“是！”
這一聲很勉強，恭王自然聽得出來，所以緊接著解釋：“你請放心！我跟博川與洋人交涉，雖做不到叫他們行跪拜之禮，但一定比他們見本國之君的禮節來得隆重。”
“喔！”李鴻藻精神一振，“乞示其詳！”
“各國公使見他們本國之君是三鞠躬，將來見大清國大皇帝是五鞠躬。這一層，我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