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頗自慰於“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最後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餘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
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裡說得完？只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說得再透徹些，於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後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獨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只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折”保薦，大成疑問。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於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跡，讓他心裡先有個數。
於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覆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寫好加封，交驛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抬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雲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迎，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天津的情勢，他了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然則，將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榮辱之際要能無動於中，卻是一件難事。此來不但對內對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駐節，天津的大小官員，都具手本接見。曾國藩一概擋駕，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國藩一見便說：“你我有禍同當，有謗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動了，“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預事防範，養成這樣的禍患！”接下來便滔滔不絕地痛責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對天津道周家勳自然亦無好感。
崇厚唾沫橫飛地數盡了天津府縣的不是，接著便要求撤換張光藻和劉傑，曾國藩一口拒絕。“是非尚未分清，府縣究竟失職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說，“而且張光藻素有循聲，是個好官。”
“就是張光藻頑固不化，平日辦理民教糾紛，偏見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層出不窮。”
“既如此更不宜輕言撤換，否則天津百姓的反感，豈不更深？”
崇厚語塞。停了停問道：“然則中堂此來，總已定下宗旨。
可能見示？“
“當然，當然！”曾國藩屈著手指，說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說，一定要求個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於各省辦理教案，亦有關係；第二，誤傷俄國人，誤毀英、美教堂，要設法分開來辦。在法國人，自然要聯絡俄、英、美諸國，壯其聲勢，我們對症發藥，就是要孤他的勢。”
“高明之至！”崇厚趁機討個輕鬆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請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馬上去辦？”
“甚好，偏勞了！”曾國藩拱拱手說，“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過問。
但不用放告，已有無數稟狀，遞到行轅，另外還有許多在籍官員，以縉紳的身分，送來條陳說帖。曾國藩不敢輕忽，請幕友們一件一件念給他聽，有的建議憑藉天津百姓的義憤，盡驅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認為應該聯絡俄、英、美三國，專攻法國；有的痛斥崇厚，請曾國藩上奏嚴劾，以伸民意；還有的大聲疾呼，速調兵勇入衛，以為應敵之師。總而言之一句話：都要跟洋人開仗。
“民氣如此，著實可慮。”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說，“我看要出張佈告。”
幕友們都不肯輕易發言，因為都覺得這張佈告很難措詞，既不能獎其忠義，又不能責以不是，頗難有兩全之計，倒不如不出為妙。
“中堂！”錢鼎銘提醒他說，“醇王六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