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了個摺子，陳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條，第一條一開頭就說：”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以鼓其奮發之志‘，我連日也接到京裡的信，指肇事的人，’捍衛官長，堪稱義民‘，清議如此，中堂不可不顧。“
“我寧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貽憂於君父！”曾國藩的語聲平靜，意志卻顯得極堅決，“如今是山雨欲來的局勢！洋人只講利益，不講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兩條兵船，凡事還好說話，如果他從別處再調來幾條，有恃無恐，則已有的成議，一定藉故推翻，別生枝節。所以交涉愈早了結愈妙，要想早了結，就不能不自己先壓一壓，才能息事寧人。我這番苦心，亦不求人諒，但求能為國家免禍。
只是，唉！“他搖一搖頭，不肯再說下去了。
“我看這樣，”錢鼎銘提出一個折衷的建議，“請中堂再派定幾位承審委員，盡三兩日之力，務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談其他。”
大家也都認為先問案情，後出佈告，措詞的輕重分寸之間，比較有把握，力勸曾國藩接納錢鼎銘的建議，他也就答應了。
在錢鼎銘主持之下，派出候補州縣官當承審委員，事實真相，很快地明瞭了。挖眼剖心之說，純粹是因為不瞭解教堂內部的情形而起的誤會。譬如教堂裡面有堆放雜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規制，只拿《水滸》上描寫黑店的情形來比附，以為那就是開膛破肚的地方。至於被“義民”所釋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傳訊他們的親屬，亦都供稱自願送堂收養，並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確有可疑，但供詞反覆莫衷一是。曾國藩為了怕法國人疑心中國官府鍛鍊成獄，決定先押起來再說，同時親自擬一張佈告，刻印了幾十份，以“欽派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世襲一等毅勇侯曾”的銜頭，蓋上紫泥關防，實貼城廂內外，通衢鬧區。
佈告中宣佈朝廷懷柔外國，息事安民的本意，對天津“義民”，不但沒有一句嘉獎的話，而且看來官腔打得十足：“嚴戒滋事！”
這一下天津的紳士百姓，大失所望。他們本就不相信沒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並對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監候訊，認為是袒護法國人的表示，再看了這張佈告，越發憤懣驚詫，都說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沒有什麼分別！
訊息傳到京中，自不為清議所容，紛紛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論根本，比較平正通達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話，認為應該部署海防，免得萬一決裂無所措手。
這時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魯士七國駐華公使，已經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的照會，同時法國與英國的兵船，紛紛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東煙臺兩地，形勢極為緊張。而總理衙門夾在洋人與清議之間，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辦法。羅叔亞看著不是路數，親自跑到天津來跟曾國藩直接交涉。京裡的空氣不利和談，到了天津更不利，辦叔亞觸目所及，都是仇視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裡去密控哭訴，這一下，羅叔亞的態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國藩，提出四個要求：賠修教堂、埋葬豐大業、查辦地方官、懲辦兇手。前兩個條件，曾國藩一口答應，懲辦兇手，亦可同意，至於查辦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職才談得到。
等羅叔亞辭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趕了來，一見曾國藩的面，便氣急敗壞地說：“壞了，壞了！洋人要大起波瀾了！”
曾國藩和他的幕友們，無不詫異，及至崇厚轉述了羅叔亞的話，更覺詫異。羅叔亞認為這一次的教案，是出於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和路過天津的記名提督陳國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這三個人抵命。“這成什麼話？”一向喜怒不現於形色的曾國藩，使勁擺頭，“萬萬不可！”
崇厚也知道羅叔亞的要求，過分無禮，是再也辦不到的事，但他也決不能因為曾國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來的，只是本來想用個“晴天霹靂”把曾國藩嚇倒，然後迂迴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後的一句話，此刻看看嚇不倒曾國藩，就唯有開門見山，直抉本題了。
“崇大人！”在座的錢鼎銘，有意要讓他心煩，“你可別忘了，陳國瑞現在神機營當差，是醇王的愛將，無憑無據的事，得罪醇王犯不著！”
“我又何嘗願意得罪親貴。實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錯的，大家都聽說當豐大業斃命時，路過天津的陳國瑞，不無煽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