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將招致大亂的諸王大臣，從嚴治罪，不可隨往行在。電奏中明白指出，這是各國公使一致的意見，倘不見聽，不獨和議難開，聯軍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時兩宮行駕，已過山西聞喜，將抵臨晉。隨扈的軍機大臣中，剛毅自知是罪魁禍首，憂悔交加，復以旅途勞頓，已染病在身。前幾天接到京裡的電報，說各國公使對原在保定，奉派參與和議的榮祿，因為圍攻使館的武衛軍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護”，等於拒絕他進京。待榮祿尚且如此，對禍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幾分。
如今李鴻章的電報，成了剛毅的催命符，在聞喜病勢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準他折回太原養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鳥鎮，已經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閏八月二十五，一命嗚呼。
就在這一天，兩宮渡過風陵渡，進了潼關。慈禧太后將莊王載勳留在河東蒲州，端王載漪留在潼關，不準隨往西安。同時電知奕劻及李鴻章，對肇禍王大臣應如何加重處分，不妨密擬具奏，以憑定奪。
也就是在這一天，保定為法英德意聯軍所佔領，設立聯軍公所，組織軍法處，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恆、參將王佔魁，還有一個為張德成辦過糧臺的候補道譚文煥，審問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殺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員被捕，而且聯軍有進窺山西的模樣。已經到達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懲禍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較明快的處置，麻煩將會層出不窮。果然，九月十八日得報，廷雍、奎恆、王佔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槍決，譚文煥移解天津，梟首示眾六天，沈家本則猶被拘禁在本衙門派兵看守。這已覺膽戰心驚，第二天李鴻章來了一個電報，就更可怕了。
原來在義和團最猖獗時，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的墳墓，都被盜毀，瓦德西為了報復，更為了威脅，特為派兵到易州，將有不利於西陵的舉動。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寧山，總名西陵。這樣處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嚴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還想庇護懿親，雍正、嘉慶、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後的慘禍。
慈禧太后再有擔當，也承受不起這個“不自殞滅，禍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擾易州的西陵，就能擾遵化昌瑞山的東陵，那一來就更嚴重了！世祖孝陵、聖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萬銀子修建的萬年吉壤，亦在定陵之東的普陀峪，若為洋人侵擾，壞了風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電奕劻、李鴻章，向“德國在京使臣，切實詰問”，一面不能不考慮加重禍首的處分。及至李鴻章的“洋兵趨向進止，均由德瓦帥調遣，瓦德西擅居儀鑾殿，堅不接晤，無從共商”的復奏一到，隨即便有一道“肇禍諸臣，前經降旨，分別懲處。現在京畿一帶，拳匪尚未淨盡，以致地方糜爛，生民塗炭，思之實堪痛恨，若不嚴加懲治，無以服天下之心，而釋友邦之憾”的上諭釋出。
這第二次懲處禍首，首當其衝的是載漪，與載勳同科，革爵，暫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發往盛京，永遠圈禁。怡親王溥靜及老恭王的次子貝勒載瀅，亦交宗人府圈禁，載漪的胞兄載濂，著令“閉門思過”，是軟禁在家。
相形之下，載瀾就便宜得多了，處分是“停公俸，降一級呼叫”。這因為他在八月初被派為御前大臣，軍機既不能不賣個情面，慈禧太后亦覺得他還有可供驅遣之處，特意加恩。
至於親貴之外，英年的處分最輕，降二級呼叫；毓賢的處分最重，“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因為他“在山西巡撫任內縱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為”之故。本來，剛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議，趙舒翹倒是頗得慈禧太后諒解的，落得一個“革職留任”的處分，仍舊當他的軍機大臣。
上諭最後，還有一段宣告，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說：“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中外諸臣迭次參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國大臣電奏，亦從未提及，朕仍據實一體懲辦，可見朕於諸臣處分輕重，一秉大公，毫無偏袒，當亦海內外所共諒也。”
這話是說給洋人聽的，特別是希望瓦德西能聽得進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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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終於跟瓦德西見了面。他在電奏中所說的“堅不接晤”，並非事實，事實是李鴻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宮外見面，而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