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就是“省錢”。不是省了GDP中的醫療費比例,不是省“個人”的錢,而是省了“公家”的錢。也可能,這些省下的錢可以用來乾點別的,如搞經濟建設,搞經濟增長率,修個高爾夫球場、蓋個豪華寫字樓什麼的。但國家把本應當對人民的“醫療費”省下來,是沒有道理的。中國的“社會保障資金”在GDP中只佔1%,這個訊息不由得使得我們老百姓心裡發毛。因為據悉目前美國該比例約佔GDP的9%;歐洲許多是所謂“福利國家”,這個比例高達15%。但我們的經濟專家說1%很好,因為用於“社會保障”的錢少了,就可以有更多的錢用於“經濟增長”,說明我國的經濟增長的“成本”低,還是我們相對於西方國家能夠經濟快速增長的“優勢”。我不明白,如果這個“經濟增長”不能有效地保障國家全體公民的生活、教育和醫療,它還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就為證明我們中國也有豪華大廈和超級富豪嗎?
我們的經濟學者很樂於向人們宣講,歐洲“福利國家”在經濟上是如何有“弊病”,是如何混不下去。但我想,只要人民生活有完全的保障,弊病再多也是枝節問題。人民如何能夠“安居樂業”?廣告說,裝了防盜門就能“安居樂業”。我想,也許能夠安居(儘管歐美國家都不裝防盜門),但人民收入如此之低,病都看不起,怎麼能樂業?
實質上,在任何國家,所有公民的醫療費,都是個帶點剛性的常數。它不可能“節省”,只可能“轉移”。就說,總量上節省不下來,就看誰來出這筆錢,是國家還是個人?如果由國家來出這筆錢,就像當年周總理所作的那樣,好處是人民沒有“醫療風險”,幾乎人人都可以得到醫療救治,社會安定,人民有“幸福感”。而如果由個人來出這筆錢,巨大的患病醫療的風險就攤到每一個人身上,大量的人群會出現看不起病的“心理壓迫”和煩躁感,那麼社會是不可能安定的。
但是國家怎麼能有“財力”把這樣巨大的費用擔負起來呢?
我一直不知道經濟學界為什麼總愛提這種問題。他們經常會向人民訴說,國家沒有錢辦這個,沒有錢辦那個,國家財政很困難,因此要發動起全社會的資金力量。這是他們的習慣。但我不明白,向民間招商,難道我們是清朝嗎?誰都知道,文革及此前,中國社會根本沒有所謂“民間資金”。80年代以後出現的“民間資金”,可以說絕大部分是由全民的公有財產或農村的集體財產轉化而來的,許多可以說是“國有資產”流失而成的。就是說,當代中國本來是沒有什麼“民間資金”可言的,現在的所謂“民間資金”,都是“國家資金”以各種明暗方式在20年間急劇轉變而來,其中有不少是非法的轉移。
所以我認為,其實,這個問題根本不用問。國家“財力”能否擔負起全國公民的醫療,這早已不是個問號,而是歷史。在目前的世界,它仍然還是許多國家活生生的現實。
此時,在現今的世界,許多國家採取了免費醫療這個帶點“共產主義味道”的醫療制度,我認為,它也是人道主義的、高度文明和對本國公民負責任的一種表現。在西方國家,人們不會為自己的醫療問題而愁眉不展。在西歐和北歐,據悉都是對全民採用免費醫療的。不僅對本國公民,而且對前來的外國人亦有此項恩惠。美國採用“醫療保險制度”,據我親見,90年代初為200多美元一年,覆蓋面幾乎是美國土地上的所有的人,對窮人還會有些特殊照顧,因此醫療費用對普通人的壓力並不大。但是,仍有不少美國人對於美國未實行西歐式的“免費醫療”制度而不滿。在日本,雖有醫療保險,但採用國家義務保險方式。在俄羅斯等原蘇聯國家,除“門診”的藥費外,其他急診或住院醫療費或藥費,均由國家負擔。所以,這些國家的公民,都不會為“醫療”問題而發愁。
實際上,“免費醫療”制度並不是西方有錢國家的專用品,甚至像獨裁者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還有像阿富汗這樣的國家,都對國內實行了“免費醫療”的規定。他們人民就醫的困難,不在於醫療費用負擔的問題,而在於缺醫少藥,也沒有好的醫療裝置。所以,這些國家的公民,還是會因為“醫療”的療效而困坐愁城。
如上所述,一個國家醫療費用的總量,基本是一個常數,再怎麼節省,再用什麼新法子節省,也省不下多少。就是省下了些須,也沒有什麼意義?在美國,用於醫療的費用總量,在GDP中大約佔12…14%,這是比較高的。而在全部免費醫療的英國,可能要佔10%左右。在日本,醫療費用比例最低,約佔6…8%。原因可能是,日本國比較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