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園裡都是來自全國各地最優秀的學生，包括不少各省的狀元。我們班幾乎每一位同學的英語都說得比我好。入學第一天，簡直讓我有“驚恐萬狀”之感。
我們男生住在北大32樓。和我分在同一宿舍的有來自北外附中的帥哥王勁（現任荷蘭殼牌石油公司大中國區總法律顧問）、北京人劉瀟、杭州人包凡一、溫州人李毅和來自江蘇江陰的俞敏洪。王勁從小學起，就在北外附小學英語。包凡一來自浙大教師家庭。他的美國英語發音在我聽來，非常標準。同宿舍幾個人當中，英語基礎比較弱的大概只有我和俞敏洪兩個人。我的英語單詞發音還可以，對話能力就差了許多。俞敏洪英語發音不太好，講英語和普通話都比較費力。我們一個來自北京遠郊，一個來自江陰農村，初到北大的時候，面對這麼多優秀學子，都有一種茫然無措的感覺。
入學那天中午，大家在食堂排隊買飯的時候，我聽到前邊兩位同班女同學竟然可以英語交談，而我當時只能講簡單的英語。為了提高英語水平，我只有沿用以前練習小提琴和備戰高考的方法，每天早晨五點起來讀書。我會坐在樓梯上，藉著樓道里的燈光，閱讀從圖書館借來的英文書。開始的時候，每頁都會遇到四五十個生詞。我總是強迫自己逐字查閱字典，記下每一個單詞的中文意思。我當時的閱讀包括從狄更斯、簡·奧斯汀到海明威、福克納等不同英美作家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我忘記了查閱字典的枯燥，逐漸被這些作品的內容深深吸引和打動了。我從最初強迫自己查閱單詞，到後來渴望掌握更多詞彙，以便更自由地欣賞文學巨匠們的創作。
為了練好口語，我有時會騎車去頤和園，希望能找機會和英語地區來的外國遊客交談幾句。我的一位專業老師告訴我，我說英語時還需要掌握正確的語調。我只好盡力克服自己怕羞的心理，主動去和外國人說話。我最早嚐到被人拒絕的滋味就在那個時候。因為有些外國人旅行中並不願意和生人聊天。有些人卻很熱情，看到有個中國年輕人願意用英語和他們交談，顯得十分高興。這也讓我對學好口語感到更有信心。記得第一次遇到來自澳洲的遊客時，我很難聽懂他們說的話。我問他們是什麼時候到北京的，他們回答“Today”（今天）。但是today這個詞，澳洲人的發音聽起來和to die（去死）是一樣的。我費了好大勁，才弄明白對方的意思。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來自悉尼的人。他們非常友好，很喜歡來中國旅行，對一箇中國學生能上前跟他們講英語，感到非常好奇。
一。從遠郊到北大：腳踏車的年代（10）
第一學年結束的時候，我和如今已是北大英語系文學教授的劉鋒成為班上僅有的兩名全優生。我的英語專業能力，尤其是口語水平已經有了很大提高。我在各方面仍力求做到優秀，然而從內心成長而言，上大學後最大的一個變化是我在觀念上的轉變。我意識到，自己其實並不需要在各方面都成為第一。我需要去接觸、感受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不需要在每一方面都成為第一。因為回過頭來看，大學期間光有高分是毫無意義的。
從大一開始，我便廣泛地參加到系裡和大學各種體育和文藝活動之中。我在中學時曾經同時參加學校和縣裡的乒乓球隊和足球隊。到了北大，雖說我平時給人的印象仍然比較靦腆，可一旦玩起來，我就變成了另一個人。由於我什麼都喜歡玩，而且會玩的東西很多，很快同學們就對我另眼相看了。我不僅參加足球賽、乒乓球賽、運動會和歌詠比賽，還喜歡跳交誼舞、迪斯科、彈吉他唱歌、演英文話劇。當我在系運動會上同時參加跳遠、三級跳遠、4×100和4×200米接力賽，並獲得三級跳遠第一名時，許多人看我長得並不高大，甚至有些瘦弱，根本沒想到我能獲得第一名。參加各種課外活動也讓我結識了許多其他年級和專業的同學，逐漸找到了一種自在的感覺。我還被選為系學生會的文體委員。我意識到，雖然有些同學比我長得帥，有些同學讀書比我多，但我還是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度過我的大學生活，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任何東西。
1983年，我上大三的時候，大哥得到了一次去美國深造的機會。對於剛對外開放不久的中國來說，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典型，也是物質繁榮的象徵。
起初，我非常希望做一名聯合國同聲傳譯員。1983年的一天，我在系裡的佈告欄上看到一則通知，一個培養文化外交官的雙學位專案即將在北大開設。我從沒有想過要做外交官，但外交官是一個能夠代表國家走遍世界的職業。這個職業在我眼裡充滿著榮耀和誘惑力。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