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就連說到錢，我都會覺得有些不舒服。此外，在當時一般人看來，我畢業於最好的大學，而且還有機會出國，已經算是成功者了。那時候，在政府部門工作被視為最榮耀的事。我能逐漸拋棄自己最初對於商業和商人的偏見，以致最終決定走上從商的道路，是我在與世界接觸之後，內心裡實現的一個最大的變化。 。 想看書來
二。從迪斯尼到悉尼歌劇院：領館賓士的年代（10）
直到這時為止，除了在美國學習的那一年，我們一直是在父母身邊或者在公家環境裡生活的。這兩種環境為我們提供了物質和精神上的依靠。在國內，我和小葉結婚以後雖然各自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沒有自己的住房，但每週末回到父母家時，就像回到了自己家裡一樣。出國以後，我們在公家環境裡第一次有了一個兩人的家。如今這兩種環境中的任何一種，我們都將不再擁有。父母親知道，我們兩人幾乎沒有什麼積蓄，從此以後又不再有公家單位可以依靠，怕我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在國外生存下去。我母親特別怕我們在外面太受委屈。他們在各方面都為我們感到擔憂。
我告訴父母，我和小葉會照顧好自己的生活，同時也會在一言一行上把握好自己，永遠不會做有損於祖國的事。我會遵守澳洲的法律，同時會牢記父母自幼傳授給我的道德準則，努力做當地華人社會的表率。無論我身在何處，我都會繼續讓他們為我驕傲的。
雖然我的話給了我父母很大的安慰，他們仍然對我決定離開他們期望於我的那種更為穩定、也更有意義的生活道路感到遺憾。即使如此，他們還是非常尊重我的選擇。幾年之後，當1999年9月的《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上刊登中國國家主席*訪問澳大利亞的報道時，父母看到了我和小葉在江澤*席身邊的照片，為我驕傲的心情遠勝過以往任何時候。因為他們知道，我這些年一直遵守著自己的承諾，沒有讓他們失望。他們瞭解我的為人。這正是我熱愛父母的地方——只要我做的一切是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們都會支援我；只要我像自己承諾的那樣，遵守法律和道德準則，無論我做出怎樣的人生選擇，他們最終都會愉快地接受。在從最初的錯愕不解之中擺脫出來之後，我父親有時會和人開玩笑說，他的兒子已經在澳洲當起“個體戶”了。現在，他會自豪地和鄰居們說：“我兒子在澳洲已經是個高階‘個體戶’了”。
那時候，我知道自己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了。除了格雷姆和“小帕蒂”等少數幾個朋友，我不願意和以前在這裡認識的任何舊關係聯絡。我想看看，憑藉自己的力量能做到什麼程度。一個過去的同事那時正在政府的一家旅遊辦事處工作，他無法理解我為什麼要選擇走這樣一條路。他認為，對我們來說，僅有一張臨時簽證和一點點積蓄，沒有任何成功的保障，未來的道路將會很艱難。“你為什麼要放棄政府裡前途大好的工作，放棄住國外市區公寓、開好車和出席豪華晚宴的機會，偏偏要一切從零做起呢？做一個新移民苦著呢！”我當時的想法是：我已經做好了吃苦的準備。因為努力工作對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習慣。除此之外，我還相信：今後我能得到的，一定會比現在失去的多！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一個尋找澳洲夢的新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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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送比薩：1977年產西格瑪的年代（1）
我和小葉1991年開始在澳洲獨立打拼的時候，身上只有在美國學習那一年省下的相當於4000澳元的積蓄。然而，我們在心理上已經作好為新生活努力拼搏一番的準備。最初的一些日子，我們的朋友格雷姆和夫人多羅茜、“小帕蒂”和丈夫勞裡、我們的板球朋友費爾和一位名叫江靜枝的中國朋友非常熱情地幫助了我們，為我們提供了精神上和物質上最寶貴的支援。
當時，我們沒有住處。那時候，正好江靜枝全家要去美國度假。她好心讓我們先住在她家，順便為他們照看房子。她家那座小洋樓位於悉尼北部一個高尚區。江靜枝的先生麥考爾是一家工程公司的總裁，有一輛寶馬735il轎車。江女士開一輛寶馬318。離開外交行業，當然也就放棄了領館的賓士車。麥考爾問我，願不願意開那輛寶馬7系送他們全家去機場。我當然願意了！其實，一看見那輛寶馬車，我就流口水了。在送他們全家去機場的路上，寶馬7系的舒適、豪華既讓我回想起領館的賓士300E，也讓我對自己未來的賓士、寶馬產生了無限的期待。
此時，最需要做的兩件事就是，買車和找一份工作。費爾為我們找到了一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