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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冠華和老仲一起來看我。他們，尤其是冠華心情很緊張，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厄運。冠華說為了不把我牽連在他的問題中，他儘量少來看我，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係”，我只要不受他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我望著冠華那疲憊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說什麼才好。這種局面，我雖略知原由，但也遠非我力量所能改變。我只得嘆口氣對他說：“有什麼必要講牽連呢！如果你是‘賊船’，我早已上了這隻船，下不來了！”老仲也在一邊嘆息。
此後的一段時間，冠華的處境一直十分困難，而我卻必須周旋於兩種勢力之間，內交真是比外交複雜得多。我和冠華的交往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煩，轉入了“半地下”狀態。每當他晚上來我家，他就同老仲講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說冠華在他家，大約×小時後回家，有檔案那時再送他家。如果是電話請示，則由老仲打電話到我家，再由冠華給部裡回電話。實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冠華立即去他家等檔案，因為我們住同一衚衕，我在西頭，老仲在東頭，相隔二十多家，走過去不消幾分鐘，可以在交通員的檔案到達前先到。如今想起來，這真是何等的荒誕！為了這不可捉摸的政治，我們本來是正大光明的戀愛竟必須用這避人耳目的方式。很多年後，我見到老仲的夫人劉錦琳同志，那時她也已失去老仲。我們看著彼此兩鬢的白髮，說起當年這段荒唐的歷史，都不禁溼了眼眶，無限蒼涼，無限辛酸！
1973年夏天的這場風波到了7月底已達高潮。許多話傳下來說外交部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說外交部要“摻沙子”等等等等，一時部內部、司兩級領導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聽信這些傳達，無從核對！可是後來就像這場“鬥爭”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捲起千層浪那樣，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漸消沉了。當時要準備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冠華被指定參與起草“十大”報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兩個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他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報告和這一年的聯大發言之中。但無論他和我都預感這風波只是為了開好“十大”而暫停，實際並未結束。開完“十大”，冠華當選為中央委員，但他心裡並不輕鬆。9月28日，他在啟程赴紐約參加聯大二十八屆大會的前夕給仲曦東同志寫了以下這個便條。多年後，劉錦琳同志給了我這張條子的影印件：
相愛何難（10）
老仲：明天走了，從心底裡祝你好，放寬心。我會記住當前所經歷的一切，嚴於律己，寬於待人；當然，即使如此，也會閒話不少的。但這是必然的，階級鬥爭嗎！？我心坦然，請你放心。熱烈地握手。
老喬
28／9．73
從局外人看，冠華當時正處於事業的光輝頂峰，中國進入聯合國，他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點將的中國代表團第一任團長。離京時，毛主席指示要全體政治局委員在機場歡送。紅旗招展，鑼鼓齊鳴。數千名群眾擺成方陣，氣氛熱烈。此後，中美會談，他在主席、總理領導下擔任了主要談判，並與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報”。黨的十大，他又當選中央委員。在這無比燦爛的光環下，誰又能理解他彼時的困惑心情？誰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寫給老仲的這個短箋中所飽含的一切情感？冠華對他獻身的事業是如此地忠貞，不論他個人遭受到什麼委屈，人們三天後在聯合國大會上見到的卻依舊是那個精神抖擻，具有獨特外交風度和魅力的中國外交家，他的發言又一次令多少聽眾折服，為國家爭得了榮譽！也許至今還有不少人以為在那光輝成就的年月，我和冠華一同出席聯合國大會也是何等風光，可誰又能看透我內心為冠華的擔憂，誰又能想到我們在那風光的年月想得更多的是不可知的將來的厄運和我們可能有一天要共患難，為一場我們自己並不懂的###作出沉重的犧牲？
70年代，我和冠華最高興的時候是在國外開會或訪問。那高興不是為了去買“大件”或其他洋貨。當時我們一個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錢，上下平等，從部長到廚師都一樣。除此之外，一點額外補貼都沒有。可以想見，這十美元只能到紐約廉價超級市場買點針頭線腦的小玩意兒。冠華要我替他買的永遠是地圖，他酷愛收集地圖。新的地圖很貴，我就到伯恩斯·諾貝爾斯書店的舊書部去買舊的，舊書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幾塊錢幾乎都被我用在冰淇淋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無論是買地圖還是吃冰淇淋，都不足以使我和冠華在國外流連忘返。我們真正想在國外多呆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國，住在使館內像是個自由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