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樣提心吊膽怕上面又出什麼風波，怕部裡有人打小報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國外，我們不必扮演我們並不情願的角色，冠華可以比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華。記得1974年，那次出席聯大後我們途經巴黎回國，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濤大使和駐法使館的外交官同冠華聚餐，冠華喝酒過量了，飯後回到房間倒頭就睡。我睡不著，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這在那時是極為難得的空閒。我一邊玩牌一邊說我和老喬真希望能有機會外派一任大使。出國工作，至少還有勞有逸。可是老喬想去華盛頓當聯絡處主任，主席不同意，說他要留在國內，每年的聯大是他的事。我們玩了還不到半小時，冠華突然闖了進來，他酒意未消，帶著滿臉的不悅衝我說：“你玩什麼牌嘛？！這種事很無聊。你應該休息！”曾大使夫婦很尷尬，他們和冠華是老友，只覺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華回房間。回到房裡，我非常生氣，嚷嚷說他太無理，憑什麼這樣粗暴！此時，冠華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淚了。我還是以為他是酒瘋，我說不跟醉漢打交道，說完就往外走。冠華下床拉住我，傷感地說：“我的酒醒了，剛才的事對不起。我也不知為什麼很怕你離開我。我醒來，屋子裡黑極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獨。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離開我，你也離開我！”我愣住了。許久，我嘆息地說：“你胡思亂想什麼，我怎麼會離開你呢？！”他說他也說不清，但總有一種預感他遲早會倒黴。他說好不容易在國外可以不去想國內那些複雜的事，他不願我離開他。我被他說得也感慨起來。這場小小的風波過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裡都不輕鬆。
1973年的10月，我們就是懷著這種心情去紐約參加聯大。我們儘量地不去想在北京剛剛經歷過的一切。這年中東發生戰爭，安理會會議很緊張。冠華最喜歡這種國際風雲的大風大浪。凡是聯大平靜的年會，他都覺得這些會很無聊，凡是碰上國際上出大事，安理會劇烈辯論的年頭，冠華就精神百倍，真是“鬥志昂揚”。我看他對鬥爭那樣投入，儘管緊張繁忙卻心情激奮，真希望他能永遠不受干擾地投身他傾心的外交事業。我們預定10月中旬回國，因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與冠華會談。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捲入複雜的環境，我真是不寒而慄。於是我給冠華出了個主意要他發個電報回北京，就說今年安理會辯論劇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時間，請示國內是否同意他不參加基辛格訪華的談判。冠華很猶豫，說總理會不高興。中美會談的事總理是交給他承擔的。我當時的確私心很重，我說：“我總有點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訪華又會闖出什麼錯誤。我們還是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長，從名義上也可以不參加。躲開中美會談這種風險大的事也許可以保個平安！”在我反覆勸說下，冠華髮了這個電報。不出他所料，回電傳達了周總理嚴厲的批評，說冠華不應把安理會辯論放在中美會談之上，令他必須按原計劃回國。冠華說都是我出的餿主意，惹得總理發火了。我說我猜周總理懂得冠華不想回去參加中美談判的真實原因，但願他能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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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何難（11）
冠華和我按時回到了北京，按原計劃參加了中美會談。但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離開北京之後，一場真正的政治災難終於發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三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運動，整個中國大地又一次動盪不安；它也最終導致了周總理癌症惡性發作，住院手術後再也沒有回到西華廳會議室召集那我們熟悉和懷念的長夜工作會議。
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都是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蕭瑟落葉的時節，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堂裡進行著一場無情的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惡的一小撮之外，捲入其中的每個人都在經受著一場嚴峻的考驗，是挺身而出維護正義與公正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妥協退讓，隨波逐流。幾年後，當有人不顧當年的事實企圖把不切實際的罪名強加在我們頭上時，我曾經為自己和冠華辯護說那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們既沒有參與策劃也沒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在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時，我願按冠華說的“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去剖析自己。儘管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一個被捲入的人能夠蔑視權威，主張公道，但畢竟作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前程”，隨著那洶湧而至的濁浪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尤其是在周總理蒙受屈辱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