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sm）和相對主義（relativism）的大門，撇開了上帝的戒律，面臨一頭扎進無秩序狀態的風險。讓那烏鴉閉嘴！
我想他們對自己的人類夥伴應該更有信心，並感激於他們何等驚人的敏銳和機靈，被自然和文化裝備得何等精良，從而能夠構造和參與到經良好設計的社會安排之中，正是這些安排最大限度地擴充套件了所有人的自由。這樣的安排遠遠不是無秩序的，而是——也必須是——經過精巧調整而在保護和活動餘地之間取得了穩定的平衡。如果我們無法取得普適性（智人的沙文主義詞彙，指在該物種範圍內得到承認），我們或許至少能夠渴望艾倫吉巴德所稱的“適用於最廣闊教區的教區制度”（吉巴德，1990，p。315）。
但或許我們能夠獲得真正的普適性。我們在其他領域已經做到了。哲學家的問題是要設法完成從“是”到“應該”的轉變——或者更精確的說，要說明我們可能如何超越特定習俗或政策已經擁有廣泛社會支援這一“純粹歷史”事實，而到達贏得所有理性主體同意的規範。這一行動已經有了為人所知的成功例項。自舉在過去已經起了作用，它同樣可以在此時起作用。我們不需要一個天鉤。
考慮畫直線這個奇特問題。一條真正的直線。我們是怎麼做到的？當然，我們使用直尺。但我們從哪裡弄到直尺的？數個世紀中我們不斷改良我們的技術，以便做出越來越直的所謂直尺，讓它們在受監控的試驗和相互矯正中互相競爭，由此不斷提高精確度門檻。我們現在有了在其整個長度上精度在百萬分之一英寸以內的大型機器，我們也能毫無困難地利用當前的制高點去領會實踐上不可企及但很容易想象的真正直尺規範。
透過我們的創造性活動，我們發現了這一規範——或者如果你喜歡，也可以叫它永恆的柏拉圖直線形式（PlatonicFormoftheStraight）。我們也發現了算術，還有其他許多永恆的絕對真理系統。如吉巴德所言，我們可能不會在對倫理系統的探索中發現相似的極限點，但一旦我們具備自由社會所需要的理想條件，在其中自由探索可以發生，那我就看不到先驗的理由去排除這樣的前景。
這些人類發現——抑或它們是發明？——中所隱含的規範性，本身就是遺傳和文化進化過程的果實之一，該過程將我們設計成了現在的樣子，它利用了數十億機緣偶得的碰撞並放大了它們，如弗蘭西斯克裡克（FrancisCrick）所稱，是一部“凝固機遇”的歷史，機遇被凝固在了我們的當前狀態之中。我們歷時數千年的模因工程的社會過程至今仍在繼續。它沒有可用來撬動世界的阿基米德槓桿，但它或許可以對改進我們對自己和所處環境的理解有所幫助。
如我們所見，發現真相所必需的思想與行動的自由，是更為廣闊的政治或公民自由理念的一個先導，一個顯然容易散佈的模因。它遠比狂熱更具有傳染性，謝天謝地。真相已廣為流傳，再也藏不回去。愚民政策從長期看沒有取勝的可能。你很難消除教育對人們的影響。隨著通訊技術讓領袖們對其人民遮蔽外部資訊變得越來越困難，隨著二十一世紀的經濟現實讓教育是任何父母在孩子身上所能做的最重要投資這一事實變得越來越清楚，自由閘門將在全世界各地開啟，伴隨著騷動的效果。
流行文化的所有糟粕，堆積在自由社會各角落裡的所有渣滓，將連同現代教育、婦女平等權利、更好的醫療服務、工人權利、民主觀念和對別種文化的開放性等等珍寶，一起氾濫於這些相對原始的地區。正如前蘇聯的經歷再清楚不過地顯示的，資本主義和高科技的最糟糕的那些特性，是這場模因種群爆炸中表現最健壯的複製子之一，因而存在著大量仇外情緒、盧德主義（Luddism）和守舊的原教旨主義的“清潔”誘惑滋長的沃土。
正如賈瑞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在《槍炮、細菌和鋼鐵》（1997）中說明的，是歐洲人攜帶的細菌把西半球人口帶到了滅絕邊緣，因為那裡的人們缺乏讓他們對這些細菌產生耐受力的歷史。在下一個世紀中，將是我們的模因，既像補藥又像毒藥，將肆虐整個尚未準備好的世界。不能假定其他人也擁有我們對過度自由的耐受力，也不能簡單地把這能力當做另一種商品出口給他們。
任何人類都具有實際上無限的受教育能力，這給了我們成功的希望，但設計和實施驅除災禍所必需的文化免疫接種，同時尊重那些需要接種者的權利，將是一件極為複雜的急迫任務，不僅需要更好的社會科學，也需要敏感性、想象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