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兩派人士間依然存有疙瘩，卻是難免的。
為奉承當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與皇帝同樣的稱號，這是違背君臣禮儀的不倫之舉！——皇伯派人士以此責難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則以此論調駁斥對方：只知墨守成規，而不於人情機微有所思慮。以後怎麼能推動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問題儘管獲得解決，對立狀態卻依舊存在。
在稱號問題之後，接著面臨的是政策問題。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號中之一字而號稱“慶曆之治”，被視為宋的黃金時代。但在黃金時代已有陰翳存在：由於對遼歲幣的增加以及對西夏新歲幣的贈與等，歲出已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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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爭的暗潮（3）
官吏依舊領取高薪，而且人數逐漸增多。國家對退職官吏設“祠祿制”，對官吏的優遇可說已到極點。祠祿制是對年老退職的官吏給予名義上的“道觀使”職位，繼續給付薪俸的制度。
祠祿制在仁宗的父親真宗時就已訂定。宋的地方制（即州縣制）大約沿襲唐的方式。而唐朝所訂一個縣的官吏人數，到宋朝時已增加一倍，依據記錄，真宗時代曾經有過“應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之議，國家有無所事事的官吏二十萬人。經濟力再強，在這種情形下，都會造成國家財政的窘迫。
宋的國家活力，從慶曆之治時代，似乎開始減退。歲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稅來彌補，而增稅的結果是庶民受苦，勤勞意願減退。
繳不起稅金的農民，只有放棄土地。自耕農轉落為佃農的情形，從仁宗末期開始激增。宋之所以繁榮，完全是由於有為數甚多負擔得起國稅的健全農民——即自耕農。自耕農擁有自己的土地，便對土地有極大的愛惜之情，在耕作態度上也非常仔細。他們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態度從事耕作，因為靠勤勞獲得的收成全歸他們所有。
佃農當然不會有自耕農那樣的勤勞意願，國家經濟力是國民勤勞的總計，因此，這個現象帶來的結果是國家經濟力的萎縮。
綜合國力降低，歲入減少，然而歲出卻逐年增加。
不趕緊想法，如此下去，國家只有衰亡一途。——參與國政前瞻之士，開始明白這一點。
英宗可以說是不幸的皇帝。蓄積多年的膿汁在他的時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體弱多病。
新法與舊法兩派之爭是發生在英宗之後的神宗時代。問題在英宗時代就已叢生。英宗設法安排，總算暫時克服，但他雖有改革之志，卻由於身體孱弱，所以採取與皇太后共同執政這種畸形營運國政的方式。皇太后是女性，不喜歡激烈變革，於是應該做的國政改革，能拖的就儘可能地拖延下去。
不幸的英宗，在位五年後去世。滿十九歲的長子趙頊繼任，這是1067年的事。
“你有體力，而且年輕。為父沒做到的事情……這些事情沒做好，國家只有衰亡一途……你非完成不可。做這些事情，當然有人會反對，但為父相信你一定有制服這些人、完成國政改革的能力……希望你在歐陽修等人的襄助之下，完成大業……”病榻上的英宗再三叮嚀皇太子，要他完成國政改革。
神宗甫即位就宣言道：“朕奉先帝遺囑，擬即著手改革國政，以使我大宋得以復甦。”
而他準備倚重的歐陽修卻以如下之語推託：“任何事情，改革會遭遇諸多反對是一定之事。不顧反對而硬做，一定會產生問題。因此，做事絕不可勉強。勉強而做會招致失敗，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歐陽修列出許多史實，表示不贊成著手國政改革。
著手國政改革的話，一定會遭遇猛烈反對，我再也不願意受到抨擊，我永遠忘不掉濮議給我的教訓。——這是歐陽修的想法。他因為主張應將濮王稱為“皇考”，因而受到皇伯派的抨擊，被打上“對皇帝阿諛之徒”的烙印。他不願意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頭上。
新法開張（1）
志氣要高，但絕不可輕視實務。——王安石想要告訴神宗的是這一點。
由口吻看得出來這是個硬漢子。神宗初次見面就對王安石有了這樣的想法：“一切交給這個人處理，一定不會有差錯。”
依據父皇遺囑準備改革國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極大障礙。
想以強硬手段進行國政改革，卻沒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歐陽修，卻以“不可勉強”為由，不贊成推動改革。
另外再尋覓負責國政改革事宜的人吧！——十九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