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感到情報網在自由市場上得以體現。《新訊息報》的編輯們去莫斯科買回俄羅斯間諜衛星拍攝的敘利亞部署的最新“飛毛腿”導彈照片。然後，《新訊息報》從民間僱用一名美國衛星照片專家分析這些照片，得出結論後，《新訊息報》就把敘利亞新的導彈威脅作為獨家新聞全部發表，此事甚至沒有涉及任何一位政府官員。當你有了大口袋時，還用得著放開肚皮裝嗎？
最後，我最喜歡的在全球化時期“凌志汽車”戰勝“橄欖樹”的故事。這是關於阿卜·賈哈德兒子的事。1995年，我在約旦安曼參加中東經濟問題首腦會議，我獨自在安曼的旅館陽臺用午餐，突然，一位年輕的阿拉伯人來到我的桌邊問道：“你是托馬斯·弗裡德曼？”我回答是。“弗裡德曼先生，”年輕人繼續有禮貌地說：“你認識我父親。”
“你父親是誰？”我問。
“我父親是阿卜·賈哈德。”阿卜·賈哈德，其真名科哈利爾·阿爾…瓦茨爾，巴勒斯坦人，與亞西爾·阿拉法特一道建立了“法塔赫”組織，隨後接管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有“戰鬥之父”之稱。阿卜·賈哈德是其化名。當我任《紐約時報》記者駐黎巴嫩時，他是巴勒斯坦人在貝魯特和西岸的軍事最高指揮官。我與他是在貝魯特相識的。巴勒斯坦人將他看成戰鬥英雄，以色列人認為他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裡最危險的一員。1988年，以色列一個暗殺小組在突尼西亞的臥室將阿卜·賈哈德殺害，他身上中彈數百發。
“是的，我非常熟悉你的父親——我曾經訪問過你們在大馬士革的家，”我告訴這位年輕人。“你在幹什麼？”
他遞給我一張商業名片，上面寫著：“賈哈德·阿爾—瓦茨爾，巴勒斯坦加沙，世界貿易中心執行總經理。”
我讀著名片，心裡想道：“這真是不可思議，從傑西·詹姆斯轉到邁克爾·米爾肯僅僅是一代人。”
在全球化時期，國家和個人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儲存個人、家庭、團體的特徵以及採取怎樣的措施才能在全球化中生存和保持很好的平衡。今天，任何希望經濟繁榮的社會必須不斷努力建造一輛高標準的“凌志汽車”並將它開出去，走向世界。但任何人都不應該心存幻念，認為只要參加全球化經濟活動，他的社會就會健康了。如果這個參加全球化經濟活動要以國家被同化為代價，如果參加的個人認為他們的“橄欖樹”根被全球化體系破壞了，或被沖掉了，這些“橄欖樹”根就會被激怒，他們就會起來反抗並阻止全球化的程序。因此，全球化作為一個體系要生存下去將取決於，至少部分取決於我們大家如何完美地控制它的平衡。沒有“凌志汽車”的國家絕不可能強大，也不可能走得太遠；沒有健康“橄欖樹”的國家也絕不可能有牢固的根基或全部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所以保持它們之間的平衡要經過不屈不撓的鬥爭。
或許，那就是為什麼你在本書讀到的許多我所喜愛的小故事出自我大學的老朋友維克多·弗裡德曼的原因。他現在以色列的魯賓學院任經濟管理教授。一天我打電話向他問好，他對我說，很高興我給他打電話，因為他把我的電話號碼丟了。我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解釋說他的膝上型電腦出了問題，所有的東西都在裡面，包括朋友的地址、電子郵件、電話號碼和兩年內的日程安排，然後告訴我事情的經過。
第三章“凌志汽車”和“橄欖樹”（7）
“我家裡一臺膝上型電腦損壞了，我將它送到赫德拉（以色列中部城鎮）的計算機商店去修理。數週後商店打電話告訴我說電腦修好了，於是我高興地將袖珍計算機放進公文包，駕車到赫德拉取修好了的膝上型電腦。我提著大的膝上型電腦和裝著袖珍膝上型電腦的公文包離開商店，來到汽車旁，將皮包放在人行道邊，開啟後備箱，非常小心地將剛修好的膝上型電腦放進去，在保證平穩後，我就開車走了，手提包留在行人道上。這下糟了，當我一回到辦公室，就找皮包，馬上意識到出事了——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情況——我立即給赫德拉警察打電話：‘千萬別炸掉我的手提包。’（以色列警察通常將遺留在路邊的行李箱、皮包和可疑物品炸掉，因為曾出現許多這種巴勒斯坦人針對以色列平民的炸彈；為反對此類事件，以色列人都經過嚴格訓練，如果你將包留下數分鐘，就有人給警察打電話。）我知道無人偷此包，在以色列，就是小偷也不動留在路邊的任何物品。但我的行動太晚了。特警告訴我說爆炸小組已經趕赴現場並‘處理掉了’。當我來到警察局，他們遞給我一個正中央子彈穿過的漂亮的公文包，唯一被直接擊中的是我的袖珍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