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者可取，而對於有志從政的人來說，並不可取。
第三章 漁樵評彈（4）
也是三國，另有一則相當好的讀書態度，我指的是官員的讀書。
蜀漢大司農（財政部長）孟光，向劉禪的老師郤正瞭解太子最近在讀什麼書，學識有什麼長進。郤正回答說：“太子對父親很孝順，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也很有禮貌。”孟光說：“這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我問的是，太子治國的本事如何了？”郤正認為，太子既能做到忠孝，又懂禮貌，就不會亂來，而智調權略，藏於胸懷，我又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蟲，怎麼會知道？看樣子，郤正有點生氣。
孟光知道郤正一根筋，得點撥點撥他。於是說：“我這人說話很直，你不要介意。現今天下大亂，應多教些謀略方面的東西，這才是當務之急，才可以在強手如林的亂世中存身。儲君讀書，哪能像我們一樣，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郤正認為有道理。
孫權沒明說的話，孟光直捅捅地說出來了，呂蒙透過讀書讀懂了孫權的意思，魯肅也觀察出來，所以才和呂蒙拜把子成兄弟。而郤正也轉過彎來，可惜劉禪扶不起，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或者有人要說，這不是教人學鬼嗎，明擺著厚黑學嘛。確實是。然而，不鬼點，能上史書嗎？或者這樣說，能上史書的，都是極鬼的人，不管好人還是壞人，問題是怎麼一個鬼法而已。朝中好人要都老實得一根筋，跟壞人鬥不起來，也不禁鬥，也就沒有那麼多的權謀蕭殺。只是所謂的好人與壞人，他們的人生底線不同罷了，或者純粹為了功名利祿，或者為了人間正道。永樂二十二年（1424）十月丁卯，皇帝給大學士楊士奇等的上諭中說：“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此中深意不知當今的為官者能否明白。
讀史的態度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些都是可以留給後人的實錄，連君王本身都無權過問，這個職責如今的記者擔當了些。那些在臺上者，春風得意時指點江山，身陷囹圄後涕泣自陳，都是白紙黑字，不啻又是一個實錄。
史官有秉筆直書的，也有為尊者諱的。秉筆直書者進而掉了腦袋，這樣的例子不必再舉。而後人也不必因為有為尊者諱的地方，便疑及整個二十五史，相反卻應該從曲諱的地方探出隱情，才是正經的讀史態度。
東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權臣桓溫見之，大怒，對孫盛的兒子說：“枋頭一戰確實失利，但也不至於像你的父親所說的那樣。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枋頭，在今河南新鄉東北，東晉太和四年（369），桓溫北伐前燕，與慕容垂在此交戰，慘敗。惱羞成怒的桓溫終於亮劍，這是政治家的慣用伎倆。
這時孫盛已老，在家安度晚年。可脾氣依然是那個脾氣，方正嚴厲，一絲不苟（“性方嚴，有軌度”）。兒子們雖然也年過半百，但孫盛對他們的管束一點都不放鬆（“待之愈峻”）。因此，當兒孫滿堂跪在孫盛的面前，哭喊著求他改幾個保命的字時，孫盛就是不肯，不但不肯，還將他們罵了一頓。沒辦法，諸子遂私改之，保住項上人頭要緊。
孫盛估計也沒老糊塗，見子孫們突然不吵了，不哭不鬧了，而桓溫的侍衛也沒有破門而入，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孫盛也不吭聲，裝作不知道。原來，他事先已抄寫別本，傳之外國。及東晉孝武帝即位，購求異書，遼東人將別本呈上，與當時流行的刪改本不同，遂兩存之。
唐太宗要看《起居注》，擔心有什麼不良的言行被載入史冊，褚遂良不肯。唐文宗要魏謨拿《記注》給他看，魏謨也不肯。吳兢寫《則天實錄》，語涉宰相張說不光彩事。身為宰相的張說暗地裡懇求吳兢改數字，吳兢就是不肯，說：“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史上確也曾發生過以寫書做交易的事，就如現在的記者做有償新聞。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憑自己的喜好褒貶人物，還大言不慚地對人說：“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昇天，按之則使入地。”話講得很露骨，然而時人終是不服，謂之穢史。
即使如前四史之一的《史記》，魯迅先生盛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王夫之也對其提出批評，認為“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此“忠”，不是不忠誠，而是指沒能信守史官的職責。表現之一，即是司馬遷對李廣與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