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一起參與社群活動和比賽，但他從未忘記二叔公，他和母親每個星期都要駕車15公里去看望他老人家。
抗日勝利以後，一些從上海過來的中國人就急著要回去，而我父親卻一點兒也不著急，因為他在紐約的生意進展良好。父親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六姑媽很負責地回家幫父親料理各類事務，並在父親不在上海的時候賣掉了他的房子來還債。這些債務包括了父親用一部分最好的錢幣藏品作的抵押貸款以及在國外初期的一些花費。其實，那時候如果我們立即回國，並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壓力。
那時候，父親的生意還是不錯的。多年之後我才從母親那裡知道，在市場鼎盛時期，他們的股票價值40萬美金。按現在的價值來算，相當於350萬美元，甚至更多！
悲哀的是，這些財富只是一個好夢，而好夢總是不長久的。在1946年9月，美國勞動節後的那個星期二，當我們的財富經過四年半的累積幾乎達到了1942年初的兩倍的時候，股市開始暴跌。這成了我們家後來漫長、悲傷而痛苦經歷的開始。
母親總是很果斷也很實際。在經歷了股市的暴跌之後，她變得很緊張。她敦促父親把所有的股票都賣掉，並且提醒他說，這樣我們雖然損失了很多利潤，但是剩下來的仍然使我們很富有。然而父親遲疑不決，他希望看到股票可以再次上漲。後來的確上漲了一點，但沒漲到他滿意的程度。在後來的幾個月裡就一直不景氣。因為他的投資是舉債經營的（股票以極小的毛利購進），利潤很快化為烏有，這樣一來，父親就更不願意賣了。
我當時在外面讀研究生，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