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3 / 4)

做些商貿生意。

最初,薛先生只是做蠶絲和絲織品貿易,但他的聰明才智使他在股票和日用品市場上獲得了鉅額的財富。有一年,美國農業部批准他為最大的大豆貿易商,這使得他在旅美華僑中更加出類拔萃。他住在紐約最好的住宅區,他那豪華的兩層樓房可能有1000平方米。他經常邀請朋友們吃飯,並且招待那些來訪的中國顯貴。也就是在這樣的場合;我父親還認識了幾位高層的民族主義者,如宋子文和顧維鈞博士。

對中國古董的共同興趣把父親和薛先生聯絡在了一起。雖然他們早在上海時就已相識,但直到我父親到紐約的幾年之後他們才成為密友。薛先生也是在生意發達之後才成為真正的收藏家的。那時,他相信父親謹慎的鑑定和中肯的意見,還想建一座一流的中國古董收藏館。在後來的交易中,古董總是那麼令人愉快,即使不是為了據為己有。他們喜歡在小店鋪、拍賣會和私人收藏館裡搜尋他們中意收藏品,查證它們的背景和歷史,鑑定它們的年代和真偽,最後估算它們的價值。

1942年的秋天,我去麻省理工的自然科學學院學習。由於戰爭的原因,當時工程師和科學家很急需。所有的技術學院都是四年制的。我一年到頭地埋頭讀書,很少回家,只用了三年而不是四年就拿到了我的本科學位。那幾年,由於我沒有時間回家,取而代之的是我父母每年從紐約駕車到我的學校來看望我幾次。在學校裡,我曾經一度不再熟悉我父母的活動和他們的財政狀況,不知道他們的經濟狀況已經好到了我無法想象的地步。

那真是一段快樂的時光——我到劍橋(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最好的飯店去與他們會面,可以邀請很多學校裡的同學或朋友(10到15個)一起來吃豪華大餐——我父母熱情好客的天性再次獲得盡情的展現。

後來我才知道,父母那時正在發達時期,他們採納了薛先生的建議,投資股市。1944年的一個夜晚,父母突然打電話給我,通知我他們已經從“河谷”搬到“公園大道”(即Park Avenue;紐約市內另一個高階住宅區)的一棟豪華公寓裡去了。

我推測那時候我父母已經相當富有。從1942年到1944年,美國股市道瓊斯指數平均上升超過了60個百分點。任何人如果也像我父親一樣,在股市下跌的時候買進股票,那麼他也能輕鬆地賺到6到8倍的利潤。1940年代中期真是我父母一起在國外生活的第二個黃金時期。很多在上海的老朋友因為退休或者是做生意,這時都陸續來到了美國,所以,他們的社交圈子變得更大了。

那時候,薛家就是他們這個社會層次的活動中心,來客都是所謂的僑居美國的高等華人,主要有Walter Kwok夫婦(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小兒子,跟我父親當年就是打網球的朋友)、(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李銘的侄子,當時任紐約中國銀行行長)、Victor Hoo(胡世澤,中國外交官,法國政治學院博士,1940~1945年間任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大使,外交部副部長)、(即毛澤東的同鄉李國欽,華昌貿易公司的董事長,老華僑,是當時旅美華商中最有實力者)、(無錫望族唐家的人)、Bang Hsia(夏鵬,上海人,中國交通部的顧問,還是紐約環球貿易公司的副總經理)、(李國欽的弟弟,我父親在上海時一起跑馬的朋友)、(榮鴻三,上海面粉業和紡織業大王榮宗敬的二兒子,與父親是多年的麻將、撲克朋友)、Alfred Sze(施田生,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兒子,當時在紐約銀行界工作)、(環球貿易公司的人)、Victor Yung(無錫榮家的外甥)、(貝祖詒,中央銀行總裁,中國銀行董事長,曾代表中國在聯合國開會)、(席德懋,我丈人席德柄的哥哥,曾任中國銀行總經理)、(李叔明,曾任中華書局總經理、杭州電器公司總經理、大同化學公司總經理)、(姚叔萊,張靜江元配夫人姚蕙的弟弟,為張靜江管理生意)、(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文)、Soldmon Leung(席德懋的女婿,與宋子良是連襟),以及盧芹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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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張靜江、張叔馴在海外的滄桑歲月(3)

他們經常去薛家的豪華住宅裡打撲克、搓麻將、吃飯,每個星期都有好幾次。在合適的季節,賽馬也還是一個受歡迎的日間運動,但是我父母還是經常和Walter Kowk一起去遊覽各地名勝,他們對旅遊和社交的愛好,保持到生命的最後。儘管父親忙於照看生意、尋覓值得收藏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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