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各種古董感興趣。
賣古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很難迅速緩解他步步逼近的現金短缺。幸運的是，二叔公的一位老朋友，曾經在巴黎為二叔公工作過的盧芹齋（就是大名鼎鼎的古董商），在紐約有一家生意興隆的古董店。他給了我父親一份工作，月薪400美元。我覺得盧先生是在還父親一個人情，因為父親多年前在上海時曾經是盧先生的好主顧。400美元的收入，扣去每個月240美元的房租，剩下來不多的錢，還是讓我們一家頗為拮据。重壓之下，父親病倒了，患上流血性的潰瘍。
好在慢慢地，紐約文物界漸漸認識了父親的存在，以及他手上的古董的價值，父親也能夠賣掉一些東西了，漸漸改善了現金短缺的局面。耐人尋味的是，他作為中國的古錢大王，一生收藏了數萬枚珍貴古錢，但是一旦到了緊急關頭，真正解他燃眉之急的並不是他的古錢，而是他收藏的古玉。
當家裡經濟狀況稍一好轉，父親一高興，他那在上海時的小開派頭又抖出來了——他在家境並未根本好轉的情況下，買了一款特別型號的凱迪拉克高階轎車。在我記憶中，那是輛非常帥的轎車，是他用一塊珍貴玉石換來的。母親因此非常惱火。父親終生對轎車和收藏的喜愛，使得他常常在金錢用度上失去理智，魯莽行事。
後來，他的財政情況越來越好，好像財神又一次神奇地光臨了我家。一位著名的美國收藏家，芝加哥的艾弗裡·白倫德其（Avery Brundage）先生，從父親那兒買去了許多珍貴的玉石。白倫德其先生是美國20世紀30~50年代最著名的收藏家，他在芝加哥做地產生意發了財，專門收藏中國古代藝術品，包括銅器、瓷器、玉器等等。他的藏品在晚年都捐獻給了各大博物館，玉器捐獻給了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他從我父親手裡買去的珍玉，現今也收藏在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裡。為此，我們去參觀過很多次。
漸漸地，父親找到了一條生財之道——做古董生意。他利用自己的專長，在拍賣會上選價廉物美的東西，然後再轉手賣掉，這樣很快就能賺到利潤。後來他覺得這和他在盧芹齋古玩公司裡的工作發生了衝突，於是就辭職了。
在1942和1943年間，父親奇蹟般地又成了大富翁，這使得長期盤踞我家的經濟陰霾被一掃而光。我父親的生意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個朋友——無錫籍的（薛壽萱又名薛學廉）先生明智的建議。
那些年，在紐約的中國人有三個相對獨立的群體。其中最大的就是唐人街上的廣東人，他們的上一輩人是當年來美國掘金和建鐵路的老華僑，他們傳統、守舊但是極其愛國，由於美國人排華，他們只好聚集在唐人街。也許由於缺少良好的教育，他們的生意大多侷限在餐飲業、洗衣店和手工業。我們剛到紐約的時候，整個紐約城中國人並不很多，知識分子很少，大多都是幹體力活兒的。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也不好，有的理髮店不對中國人服務，有的房主也不肯把房子租給中國人住。甚至也沒有一家像樣的中國餐館，所謂的中國菜，只是一盤炒什錦（Chop Suey）或炒麵（Chow Mein）而已。紐約直到1946年，才有一家由山東人開的“上海飯店”，裡面有北方的餃子和北方菜，也有南方的“獅子頭”等，生意很好。第一次在海外吃到正宗中國江南菜的時候，我們真是開心極了。
14。張靜江、張叔馴在海外的滄桑歲月（2）
第二個群體就是政府和半政府機構裡的一些常駐的或者臨時的官員。在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後代當中，漸漸出現了不少做進出口貿易的商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他兄弟，3他們在抗戰之前就到美國了，擁有一家華昌貿易公司。他們主要做鎢、桐油和豬鬃的生意（那時最好的油漆是一定要中國的豬鬃刷子刷的），非常富有，湖南人，與毛澤東是同鄉。另一個做進出口生意的大富商就是無錫的（薛壽萱）先生，他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官薛福成的孫子，他還是他的同鄉、著名的實業大家榮氏家族的親家。這類人在抗戰之前並不很多。
第三個群體就是抗戰期間來到美國的官員、知識分子及其家屬。我們一家就屬於這一群體。這個時期來美的知識分子和商人多起來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才漸漸發生轉變。抗戰勝利之後，來美國的人就更多了。不僅有大陸來的，還有從臺灣和香港來的。現在舊金山就有五個中國人的社群。那時富人逃難，到香港的多，到美國的少，還有一部分人到了巴西，因為在巴西開工廠容易，而在美國開工廠被控制得極嚴，幾乎沒有什麼人在美國開工廠，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