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精神，如果雙方社會地位相類，更是如此。過去雙方動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規則，在兩次大戰戰鬥機駕駛員的身上，我們依稀可見這種古風。法國導演雷諾阿（JeanRenoir）那部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戰影片《大幻影》（LaGrandeIllusion），就曾對此現象多有著墨。而且，除非受到選民或報界壓力的束縛，政界人士外交人員往往可以心平氣和地與敵方宣戰、媾和；正如拳擊手在開打前相互握手，拳戰後共同暢飲一般。但到了我們這一個世紀的總體戰，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俾斯麥時代，或18世紀戰爭的模式已經蕩然無存。像現在這種需要鼓動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的戰爭，已經不能再像過去貴族式戰爭那般有規有矩。因此我們必須強調，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政權的所作所為，以及包括非納粹德國軍隊在內的德國人，他們在東歐地區的種種作風固然可鄙，但也都是出於現代戰爭必須將敵人形象惡魔化的合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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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面戰爭的年代（18）
戰爭變得愈加殘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戰爭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殺人行動，如今變成一個按鈕或開關即可解決的遙遠事件。科技手段之下，死亡犧牲都不再活生生於眼前發生，這與傳統戰鬥裡親手用刺刀剜出敵人的臟腑，從準星中瞄見敵人的身影倒下，有著多麼巨大的不同。戰場上死命瞄準的槍口下，射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統計數字——甚至連這個數字也不真實，只是假設的統計而已，正如當年美國在越戰中對敵人死亡人數的估計一樣。從高高的轟炸機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物，而變成一個個無生命的投彈目標。性情和善的年輕男子，平常做夢也不會把刺刀插進任何鄉下孕婦的肚子；一旦駕起飛機，卻可以輕而易舉對著倫敦或柏林的滿城人口摁下按鈕投下炸彈，或在長崎投下末日的原子彈。那些工作勤奮的德國科員，若命他們親自將猶太人載到鐵絲網纏繞的死亡集中營，絕對千萬個不願意；可是坐在辦公室裡，卻可以不帶私人感情，日復一日安排火車班次，固定往波蘭的屠場開出一班班死亡列車。這真是我們這個世紀最殘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個人感情，全然組織化、例行化，在遠處執行殘忍的暴行，有時候甚至可以解釋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實在可痛復可哀。
從此，世界便習慣這種前所未有、以天文數字論的萬民輾轉流離與遭屠殺死亡，人類甚至需要創造新詞彙來描述這種現象：“無國之民”、“集體滅種”。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土耳其會殺害不計其數的亞美尼亞人——一般估計為150萬人左右——這可算是人類史上第一個有計劃集體消滅整個民族的事例。第二次再度發生，便是比較為人所知的納粹殺害猶太人的事件了，一共約害死了500萬人——各界對這個數字仍有爭議（Hilberg，1985）。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大革命期間，幾百萬人流離失所成為難民，又有幾百萬人在強迫“交換原籍人口”名義下，被迫遠離家園。原住在土耳其的130萬希臘裔人，被遣返希臘。40萬土耳其人，也被“親愛的祖國”勒令召回。20餘萬保加利亞人，搬到與他們民族同名，版圖卻已縮小的地方。150萬到200萬俄國人，有的從俄國大革命逃離出來，有的則是革命內戰中戰敗逃亡的一方，現在都無家可歸。為了這一批俄籍流浪人，以及32萬名逃離土耳其滅種屠殺的亞美尼亞人（前者是主要物件），國際聯盟特別簽發一種新檔案，也就是所謂的南森護照（NansenPassport），專門發給無家可歸的失去國籍的人使用。在這個行政體系日益複雜的世界裡，這些可憐人卻沒有身份，在任何國家的行政體系中都不存在。南森護照之名源於北極大探險家挪威的弗裡喬夫·南森（FridtjofNansen）之姓而定。南氏除了探險之外，平生致力幫助孤苦無援之人，曾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難民救濟計劃，於192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根據粗略估計，1914～1922年之間，世界一共製造出400萬到500萬難民。
但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第一批大量人口流離失所的數字可算小巫見大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難民的悲慘境遇前所罕見。據估計，1945年5月以前，歐洲大概已經有4050萬人被迫連根拔起，這還不包括被迫前往德國的外籍勞動者，以及在蘇軍到達之前逃走的德國人（Kulischer，1948，pp�253～273）。德國戰敗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