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家庭的經濟付出與孩子的學業成績、心理素質、身體健康和社會適應能力之間並未呈顯著的正相關，也就是說，並非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經濟成本越高，對子女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越有利，父母善於與孩子溝通、交流，並注重培養孩子的社會適應能力等顯然更為重要（見表10）。
不少家長出於對子女學業成績和升入重點學校的期望過高，或過於溺愛，在擇校、家教/補習、購買名牌服裝以及過生日等專案上，超出自己能力而不惜重金的高投入，但未必取得與之相對應的高回報。一些基礎較差的學生進入重點學校後，不僅無法適應並跟上快節奏/高難度的課程教學，反而增加了壓力、沮喪和失敗感。而另一些子女在名牌大學畢業且工作單位滿意的家長則強調：從未給孩子請過家教、上過補習班，而是從小帶他/她多活動、多參觀、多與人交往，和孩子多溝通、交流，培養孩子的觀察、表達能力和自理能力，激發他/她的自信心、求知慾和學習興趣，使孩子有較強學習自覺性、自控能力和社會適應性。之後，自己在孩子身上也可以少花些功夫，減少些一般父母常有的心理壓力和擔憂。這些成功父母的教育經驗給予我們以啟示：經濟上的高成本對不同孩子的成效具有差異性，高經濟成本不是萬能的而且是可以替代的；從小在孩子身上多花些時間、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質教育成本，往往會取得事半功倍的積極而長遠的效果。因此，設法改善孩子撫育成本的結構，以較少的成本獲得更多的回報或許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鑑於獨生子女家長普遍存在的對孩子成才的期望過高、經濟成本投入結構不甚合理、重考試成績輕綜合素質的養成教育，以及父母個體的心理壓力和焦慮的現實狀況，需要強化家長本身的再教育。因此，大眾傳媒、家長學校或心理治療等服務領域，應適當增加相關的父母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方法等宣傳、培訓、講座和諮詢等多層面、個性化的服務，使更多的家長改變將高經濟成本與子女成材劃等號的偏頗觀念，在撫育子女的實踐中最佳化經濟成本結構（比如減少擇校、贊助、降分錄取費和過高的家教、補課、生日慶賀等費，增加參觀各種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和參與各種課外興趣、養成動手能力等活動費用），提升單位成本的效益（比如引導孩子將有限的上網費使用在獲取有益、可用的資訊上，或以較少的零花錢購買工具、材料，在幹中學以得到更多的經驗和樂趣），或鼓勵子女以勞代逸、透過勤工助學等方式獲取部分學雜費及零花錢。
（三）完善相應制度，體現教育公平
在對生養孩子的各類成本進行估算和分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教育成本的速增，使不少家長尤其是因下崗、提前退休、病殘、家庭變故等原因導致經濟拮据者負載沉重、焦慮頓生。為此，政府應增加教育投入，學校不宜將所有經濟成本都轉嫁給學生，以有效遏止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斷增長，使經濟拮据家庭無奈放棄孩子的升學期盼。 同時，還須進一步完善獎學金、助學貸款、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和學費減免等制度，以保障貧困學生與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權利。調查中發現一些經濟拮据的家庭不願接受學費減免、困難補助，主要源於強烈的自尊心。處於弱勢地位者往往比一般人更敏感、脆弱，更渴望人格的平等，因此，學校除了應推行人性化服務，以保護家境困難學生的隱私和維護孩子自尊、呵護孩子心靈外，還須對學生進行平等、互助的教育，以消除對家境困難學生的歧視，並盡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給予弱勢同學更多的愛。 關於勤工助學的導向和方式也有可改進之處，如報載某大學勤工助學招聘會上，圖書管理員、產業集團助理、學生公寓協管員等“白領”崗位異常走俏，而腳踏車棚值班員、樓道清潔工則無人問津，且大多數貧困學生未提出申請③，但這不能僅歸咎於學生缺乏吃苦耐勞精神，還在於學校在釋出招聘資訊時，既未對學生進行相關的教育，又未根據市場需求，降低相對輕鬆又趨之若騖的職位的酬勞，而提升辛苦吃力又少人問津的崗位報酬和地位。更何況，一些家境困難的學生更顧忌自己在從事低層次勞務時，遭遇那些穿著入時的同齡人的冷眼和諷譏，甚至你在前面掃、他在後面故意扔廢棄物的惡作劇。因此，學校和社會不僅要強化勞動不分貴賤的教育，還須在消除對弱勢學生的歧視、給予他們更多人文關懷上做出努力，以改善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更好地體現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