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團”，明確提出：“袁氏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安，故惟首先除去袁氏，而後對付日本。”
鑑於中國國內反覆闢形勢迅猛高漲，日本和列強紛紛改變態度。1915年10月28日，日本駐華公使小幡和英俄兩國公使聯合向袁世凱提出警告：“中國變更國體之計劃，反對之感情廣為醞釀，不安之形勢瀰漫於各地”，警告袁世凱，要其暫緩稱帝。
但自恃擁有軍隊的袁世凱，對民眾的呼聲不屑一顧，仍決意按原計劃於12月12日舉行了復辟帝制儀式。【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第一功臣自居的袁世凱，自己復辟了帝制，此舉是他對自己“功臣”地位的最大諷刺，也是他對為其歌功頌德者的最大諷刺！】
袁世凱復闢帝制當天，日本又和英、俄、法、意四國公使發表公開宣告，對袁世凱“持靜觀厥後之態度，以示警告之意”。【黃：袁乃竊國大盜，沐猴而冠，開歷史倒車，自取其辱。但觀其在戊戌變法中的投機取巧和坐收辛亥革命的漁翁之利，此國賊頗有心機，善玩權術。治世多良臣，亂世多賊子。】
日本則一方面為滿清“宗社黨”武裝了一隻“勤王軍”，慫恿其反袁。另一方面透過樑啟超促使雲南都督蔡鍔起義。12月25日，蔡鍔率先宣告雲南獨立，組織討袁護國軍。
雲南獨立之後，廣西、廣東相繼宣佈獨立。江蘇、江西、浙江、山東、湖南將軍要求取消帝制。
進退兩難的袁世凱，一面向雲南派兵“消除事變”，一面派周自齊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贈送勳章為名，乞求日本按先前的許諾承認其帝制。
日本當局拒絕贈勳特使前往日本，並正式通知袁世凱，指責其“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日本政府當然不能承認。”【袁世凱轉眼成了喪家犬！】
但從1916年3月7日，日本大隈內閣會議透過的一個決定《帝國對中國目前時局應採取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在最關鍵時刻拋棄袁世凱，還有更深層的動機：
一、試觀中國現狀，袁氏威信失墜，民心離叛及國內不穩，已趨顯著，該國前途，實難逆料。此時，帝國應採取之方針，其目的為在中國確立優勢勢力，使該國國民認識帝國之力量，以奠定日中親善之基礎。
二、袁氏掌握中國之大權，將不免成為帝國達到上述目的之障礙。因此，為執行上述帝國之方針，以袁氏退出中國之權力集團為宜。無論何人取代袁氏，無疑均可較袁氏對帝國遠為有利。
三、袁氏由中國權力集團之退出，以使中國自身促其實現為得策。該中國之前途須取決於該國之民心所向。帝國應察其趨勢，伺機行事。帝國親自決定中國之前途，則將事倍功半……
《政策》進一步決定，承認中國南方的革命軍和北方的“宗社黨”軍隊同為交戰團體，暗中透過民間方式援助南北軍隊與北洋軍交戰。在北方，日本當局透過大倉喜八郎與肅清王達成100萬日元的借款協議，作為“宗社黨”的軍費。在南方，由久原房之助借給孫中山70萬日元。
“宗社黨”利用日本的貸款，一邊與蒙古的巴布札布和東北的奉天督軍張作霖聯絡，一邊在東北收買土匪，將約2000名土匪偽裝成苦力，收容在大連的苦力宿舍，以備策應革命軍從南方的進攻，趁虛進攻北京，奪取政權。
就在日本密謀舉事之際，袁世凱被迫於3月22日宣佈取消帝制。83天皇帝夢破滅之後，袁世凱企圖繼續以總統的名義掌權，仍遭到舉國反對，《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稱總統書》呼籲：“袁逆不死，大禍不止。……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
在評估了新的形勢變化之後，日方於4月20日以參謀次長田中義一的名義，令宗社黨中止舉事。由於得不到日方的經費支撐，宗社黨的這批僱傭軍最終於8月底解散。
5 月9 日，孫中山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號召“除惡務盡”。袁世凱解除自己最親信軍師徐世昌的國務卿職務，任命擁有相當軍權的另一個親信段祺瑞為國務卿，並恢復責任內閣制。但這些絲毫沒有緩解反對浪潮。連最忠實於袁世凱的四川將軍陳宦和湖南將軍湯薌銘也通電獨立。
6月6日，“洪憲皇帝”袁世凱在舉國聲討和四面楚歌聲中可恥地死去，日本圍繞袁世凱竊權和復辟而苦心策劃的“二十一條”，也隨之失效。【1。 人們在提及“二十一條”時，往往更強調袁世凱復闢一事，對更加兇險的日本侵華圖謀卻重視不夠。實際上，袁世凱篡權和復辟，在相當程度上只不過是日本當局侵華的一個棋子。2。 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