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看管我，門窗都釘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觸，車輪戰。
搞得我很難受。罵人吧，人家說我的案子是上級黨委研究了的，華主席批了的！低頭過關吧，不行呀，這武裝政變可不是我一個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牽連好多人。
好多軍師團營幹部都被搞進來了，想的就是從我這兒突破個口子，我不能幹這種缺德事！
真是的，你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我確實想過，活著拖吧，可拖到何時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這多被認為與我是“一氣”的幹部不永遠落個疑點、汙點嗎？
我們這個軍，在雲南住了三十七八年，只要中央、上級一聲令下，我們什麼沒幹過？邊疆巢匪、築路、開荒、搶險救災……幹什麼我們幾萬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雲南兩派鬥爭激烈，你殺過來，我殺過去，有時局面收拾不了啦，中央叫軍隊出面，而且是命令，上面有好多領導落名，我們不聽，能行嗎？誰料得到當時有個“四人幫”一手遮天，他們常常假借我們周總理、葉老帥的名字號令部隊？
軍隊一出面，制止手裡也有槍炮的群眾廝殺，難免造成傷亡，軍隊本身也有損失，這罪過是誰的？
我個人確實在文化大革命中幹過“蠢事”，說了很多錯話，當過一兩次制止武鬥的副總指揮。就在我自己進學習班前，我對上面佈置的“揭批查”運動也是積極的，對下面幹部搞“劃線站隊”，點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訓，到現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幫”那套清“四人幫”，用極左清極左。我們軍很多對部隊對地境熟悉、有才幹也很年輕的幹部被錯誤處理了。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響！
要打仗了，我先是從廣播裡感覺到，後來看到部隊出發。我想要求上前線，又想，人家怎麼會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後來學習班的幹部也調走了，辦不成了，叫“暫停”。我2月14日才回到軍部家裡。
2月16日一早我在大操場轉圈，突然看到了楊得志同志。在這之前我在報上見了他來昆明軍區當司令員的訊息。我上前給他敬了個禮，報了我的名字。
戰爭年代我多次見過他，但沒有說過話。五十年代我在南京軍事學院學了幾年，他也在，當然 不同系，他研究戰役指揮，我在基本系。可能他對我的面貌有點印象，“哦”了一聲，跟我握了握手。
他看了看我沒帶領章的舊軍裝，問：你現在幹什麼？
我知道他時間有限，趕緊說，我是這個軍副軍長，現在住學習班，人家說我要搞武裝政變，司令員，讓我先去打仗吧，我對這個部隊熟悉，平生也沒有別的本事，只幾十年沒斷過打仗，也多少學了一點。
他看著我，搖了搖頭，我已經感到沒指望了。卻聽他輕輕說了聲：“扯蛋！”又握了握我的手，“你九點鐘來找我。”我感到有門了，連忙補充一句：“司令員，與其叫我蹲‘牛棚’，不如到戰場上考驗我！”
九點鐘，我到了軍黨委會議室。楊司令員問了問我的簡歷。我想訴說一下我的委屈，他說，那些話不要說了，大敵當前，打完仗再說！至於你的工作，我們研究一下再答覆。
十二點過，軍區劉志堅政委就來我家通知：王有富同志，準備一下吧，馬上出發。他叫我跟隨××師指揮，還說了該師任務是什麼。過後張軍長又給我具體講了中央的戰略意圖和各師的部署與任務。
老伴在上班，我自己手忙肢亂收拾時，心裡高興激動得直掉淚。老伴回來，見我邊收拾邊“哭”，嚇慘了，“他們要把你往哪轉移？”我把胸口拍得咚咚的，“叫我打仗去！……”老伴聽了我的述說，也高興得又笑又跳的。她可不是個好戰份子，是為上級終於還相信我這個人，樂得把戰場上可能遇到的艱難風險全忘了。
當天下午六時我就出發了。因為部隊都到前面去了，只好我一個人趕火車往河口方向去趕部隊。送行的也只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說不出來，昨天還是個受審查的，明天可能是個指揮員了！老伴說：“你可要仔細點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馬虎不得……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層罪名呵！”我嘴上說：沒問題！心裡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給你賺個烈士家屬！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隊已經出境，打響了，我又只好往前趕……
王有富同志只給我們說到這裡，至於他那次在前面的指揮情況，他不願說，一勁兒擺手：“小雞巴仗，有什麼好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