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別人告訴我，1979年自衛反擊戰慶功祝捷大會上，楊總長又見王有富連說“好同志，好同志！”後來，總政發了個通知，指出以前那所謂的“武裝政變”問題，純屬個別人在誘供下的“虛構”，應予徹底否定！王有富同志很風趣地對我們說：“那一仗對我個人說也很及時，換得了我一個心安理得的晚年！”
從院校趕回來參戰的羅烈文
………楊旭先（副師長）
羅烈文現在是師長，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處了。
在一起的時候，我沒給他說過這碼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們已出國作戰五天，他來了，以副團長身份來指揮我們營。
他是在北京軍事學院學習時聽說要打仗，主動要求回來參戰的。坐飛機、火車、汽車拼命往前趕，還是晚了。
我以為他帶來了上級新的意圖。他說，他什麼也不瞭解，到團指、×副師長只給他說了一句話：“你去協助三營指揮”。他提出給一枝槍，回答是：“自己到前面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現在回想起來又好氣，又好笑！我們團是從營建工地直接拉上戰場的，整個部隊都可以說帶著十年浩劫的滿身創傷。軍師團幹部不能說毫無指揮經驗，但解放戰爭中他們至多是營連排幹部，離現代戰爭和職務對他們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師指接受作戰任務時，領導只說：你們三營是前衛營！其他營長沒說話，我站起來說：我不清楚，我們的路線、各階段目標是什麼？沿途敵情如何？左右鄰的情況如何？……都不說話，我又拿出地圖給一位參謀長：“是否請你在這圖上勾一下？”他不吭聲。×副師長說話了：“就你楊旭先話多，叫你當前衛就是讓你邊打邊摸情況嘛！”
羅烈文和我一樣兩眼墨墨黑。我看著他，除了手裡抓一頂汗透了的軍帽，可謂赤手空拳，沒槍、沒電臺、沒望遠鏡，連件雨衣都沒。我們是同齡人，原來很熟，我說：你像個打仗的樣子麼？還指揮，指揮個屁！
他苦笑了一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級叫我這樣打我就這樣打，叫我這樣指揮我就這樣指揮！”
2月23日晚，我營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時。途中遇一友鄰副團長，說前面有敵人的既設防禦陣地……羅烈文和我決定：兩個連沿公路兩面山脊前進，一個連沿公路走，前頭放一個加強班……
師指不同意，批示我們收攏部隊，跑步沿公路前進。事後我得知，有的領導輕敵，認為越軍正如同當年我大軍渡江南下時的國民黨殘兵，只待我們去“秋風掃落葉”了！
羅烈文在電臺上罵了一句：“你們像催命鬼！現在伸手不見五指，要收攏，很危險！……”但軍令如山，只有服從！
走著走著，敵人一發訊號彈升起，子彈雨點般的打來。我們陷入敵包圍圈中。四面受夾擊。
羅烈文帶一個班在隊尾。他們在一個山凹部隱蔽下後，立即和上面聯絡。但敵人也判斷得很準，集中炮火打他們所在的山凹部，電臺打壞。他先派了楊參謀，後派警衛員與後續部隊聯絡，兩人都沒走出多遠就負傷了。天雖黑，但滿山枯草，敵人見哪兒有動靜就往哪兒打。羅烈文也一度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住。為了恢復與上級的聯絡，呼喚支援火力，他決定在敵人炮響的同時鑽過枯草叢，從烈士身上抓一枝槍突了出去。
他找到團指揮所時，渾身是血。那裡的人對他報告的情況一籌莫展。因對敵人和我方所處的位置不清楚！
羅烈文說了一句讓別人後來抓住了把柄的話：三營完了！而且是帶著哭聲怨氣的，這就更糟了！
羅烈文並沒有在團指停留。天明當我們正調整部署準備向前方山頭守敵發起猛烈攻擊時，他回來了。
見到我時，他說：我們只有死在這裡了！
我們的戰士用他們英勇機智、生命和血彌補了上級指揮的失誤與經驗不足。
這一夜，我營人自為戰。有一個機槍手劉為華摸進了敵人營房，藏在一個草堆裡。天亮時，越軍吹哨集合，可能當官的要部署怎麼防守吧。他不動。等敵人剛集合好，他一陣猛掃，四十多人倒下了二十幾，他立了一等功。機槍連副指導員趙富華，倒在敵地堡下，第二天我們攻上去時，他的前面坑道內有敵人十幾具屍體……
打完仗，羅烈文被派去外地看望傷員，同時被告知：你的問題等待調查處理。
羅很老實，問都沒問，乖乖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