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的。我怕有那麼一天我的孩子成個流浪兒，不如把他帶到他父親身邊來。再打仗，我們再走，不打仗，我就寧願死在他身邊……”
這時，李老師忍不住淚下如雨。她抱住我的愛人說：“小萬，你信得過我麼？”
“大姐，你說哪裡的話，你是慰問團團長，我怎能信不過？”
“那好，你不要讓大姐白來前線一趟，你讓大姐為前線將士盡一點微薄的心意好不好？”
“大姐，你要哪樣？”
“我要把你的孩子帶走，讓他住在北京，進最好的幼兒園，上最好的小學，盡我的全力護侍他，教育他，讓他什麼都不缺，健康活潑，學習好，你相信我嗎？等你病好了，完全康復了，你把醫生證明寄來，我立即把孩子送回來。”
李老師到了我的部隊，又一再動員我，動員我的部隊領導，慰問團的同志也幫她動員，由於她的真誠，懇切，也由於我的孩子也很快喜歡上了這位大媽媽，嚷著要跟大媽媽走，部隊領導也就“動搖”了，轉而來勸說我。我和妻子雖覺得這是對李老師無端的打擾，很過意不去，但拗不過她的盛情，只好同意了。
今年國慶，中央電視臺播放了《老山的孩子在北京》。我的孩子出現在螢幕上：“爸爸、媽媽，你們看見我了嗎？我在北京、很好很好，大媽媽對我好，小朋友對我好，阿姨們對我好，他們都叫我向老山的爸爸和叔叔們問好，向你們敬個禮！……”
看著電視，我和妻子都哭了。不是想念孩子，是心裡不安，為李老師和北京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在這之前，我們聽說了，北京市許多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都來看望我的孩子，給他送禮………都被李老師謝絕了。
李老師不要我們一文錢……直到現在，我的心裡還是覺得不妥、不安，但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不都是鮮花迎接征戰歸來人
………王佐明（團長）
有個戰士叫梅德文，貴州納雍農村人。戰場上負傷，按傷殘級應給他安排個工作，但一直得不到落實。他一級級找，最後找到縣。縣裡一位領導問：“誰叫你去當兵的？”
“我志願去的。”
“那你找我們？”
“我是為了保衛國家呀！”
“那你去找國家！”
這個戰士無奈，又重返部隊，見人就取下他的假腿，“梆梆”敲打著：“打仗是最可愛的人，負了傷是最可憐的人，回去是沒人管的人呀！……”把新戰士嚇壞了。
能怪這個戰士麼？
還有個排長楊盛碧，負傷後高位截肢。他要求在某市安置。部隊派人聯絡多次，不得要領，後來一個負責安置單位提出要一臺北京吉普作為交換條件，部隊照辦了，但到現在還沒安置下去。
區域性戰爭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是舉國動員，全民參戰，敵人對我們人民生命財產的威脅只在極小的區域，你怎麼宣傳戰爭的意義與戰士的英雄艱苦，大多數人的理解僅僅是理論上的，有的人甚至不以為然，漠不關心，他們關心的是“幾機”，哪管你前方流血犧牲。加上我們一些幹部的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形成了前後方極大的反差，加大了我們部隊，尤其是面臨生死選擇的戰區部隊各項工作的艱鉅性。
傷殘戰士、轉業幹部的安置，每每發生令人不愉快的事。你到每個團去都會看到至今無法安置的傷殘軍人，不少人生活確實困難，好多問題無法解決，有的情緒悲觀，滿腹怨言。這對於活著的人，未來還將投入戰鬥的人心理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可小視的。上面那位縣領導的話，則是對我們部隊戰鬥力的一種瓦解，是把我們戰士火熱的愛國心塞進了冰箱。我們有多少轉業幹部為謀得一份職業費盡心，跑斷腿，花完幾個轉業費，最後還得不到合理安置。我們還有多少幹部在前方出生入死，他們妻子在後方沒房子住。一些地方分房時把軍隊幹部列入“另冊”，她們只能看著別人喬遷，自己望房興嘆！至於幹部戰士的子女弟妹招工上學，被別人頂替掉，他們的未婚妻“吹燈”的就不是個別的了，我希望作家們拿出勇氣，反映部隊真實情況，幹戰的內心思想，不要只報喜，不報憂。
我們不要同情；只要社會公正
………張多周（連長，者陰山主峰攻擊連排長，“士官生”）
軍校畢業時，我21歲。兩個月後就接受臨戰應急訓練，接著又隨我們副營長深入敵境偵察，攻打者陰山時擔任主攻連的主攻排長。
我們副營長叫唐本清，四川重慶人，1975年入伍。他的家屬在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