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蹟如當時報匯出去，他和他的部隊一定名揚天下！當時各級介紹的採訪物件名單上，卻都沒有他。在為我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他想發言，頭一句話有三個“反正”，反正我們在最前面、反正我們的戰果很大，反正……我覺得他的樣子可愛。但可能文化低些，不善言談，也就沒細心傾聽。後來，主人安排我到他的宿舍午休，發現他那裡貼滿了字畫，有很難認的篆書。我問誰寫的，他笑了笑。我又問誰教你的？他斂住笑，咬住嘴唇，開始了他以下的談話。
我父母親愛寫會畫，都在楚雄教中學，都是模範教師，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剛記事，家裡一會來一群人，帶紅袖套，見了父母就罰跪、就打、就捆綁、掛黑牌子，開始我哭，人家說，父母是壞人，我也就不再怨打的人，只怨父母為啥不當好人。
父母兩膝跪爛，全身是傷，傷口生蛆了，爬滿床；造反派還是來打，用鞋子打他的傷口，在他背上安釘子，母親傷輕點，但也只能扶著牆、桌子一步步挪動，去給父親和我做飯。醫療是談不上，吃的都是湯湯水水。
沒人來，父親就盯著我，向我招手。我不過去。怕蛆婆子……
1966年2月25日，我5歲半。媽媽給我穿了一套新棉衣，是舊衣改的。對我說：我們管不了你啦，靠你自己長大成人啦，自變蛟龍啦！……父母把我搶過來奪過去，抱住大哭，把新棉衣澆了一層淚水。
他們就在這同一天死了。父親四十，母親小兩歲。
我有個哥哥，後來就是哥哥帶著我，求鄉鄰親友接濟，和要飯差不多。父母死後，我越懂事越不說話，所以現在還有點“結”剛到部隊“結”得更厲害。
1980年，我正讀高中，成績在我們那鄉村中學第一，父母的平反通知書下來了。我才知道父母就“壞”在年年當模範，被人嫉恨，說他是黑典型。政府的人說，你們傢什麼也沒有，也沒什麼退賠的，給你優待一百元錢吧！正招兵，我對哥說，那不如優待我當個解放軍呢！就這麼我當了兵。
對部隊，我什麼都滿意。沒人問過我父母幹啥的，我也不說那些事，再看不到異樣的眼光，在家，不管父母平沒平反，我總覺得人家看我的眼光不同些。部隊吃飯管夠，小時候我見過築路工地這麼吃，晚上做夢都夢見大鍋飯。指導員講課，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四人幫”，我聽起來真舒服，勝過看電影。
反正，我沒覺得部隊哪點不好，哪點苦。
守老山，從來不知什麼叫“苦”的我也覺得苦了，受不了了。
我們排守著一個前沿陣地的突出山包。敵人丟了這陣地後，不服氣，天天打炮。原來這裡是水桶粗的雜木、碗口粗的竹子，密麻麻的，不久被炸光了，泥巴又翻了幾次，滿山頭都是浮土，一掌能插下多深去，幾乎每晚上都有敵人特工來偷襲。
我們在山包上修了工事。但不論白天晚上，大部分從都不呆在工事裡，分散在各處監視敵人。順交通壕走到盡頭，再刨開浮土，把自己藏進去，只露出半個頭，兩隻眼。因這山上很少見晴，總是雨霧濛濛，只能看出三五米，不這樣你就不能及早發現偷襲的敵人。
每個人都是日夜在泥水裡泡著，關節都紅腫了，接著是爛襠、長瘡、長溼毒。上崗時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上崗後，幾個近哨位互相用電線拴住褲腳，隨時拉動聯絡，怕睡過去，也怕昏迷，因為發生過幾起躺在哨位坑就不省人事的情況。
很少能吃上熱食，主食是壓縮餅乾，喝的是缸碗盆缽接的雨水，後面供應不上，運送物資的軍工每次來都有傷亡。有一次送來一麻袋“熱”飯和肉食，大家吃著有點餿，還有股汗味，可一點沒剩下。
來過一個新華社記者，也來過我們師參謀長王繼堂。他們都說，我們攻守老山的艱苦程度如果不是世界戰爭史上空前的，也是少見的。記者照了一些照片，說是拿回去登報，後來沒見登出來。我想也不好登，我們那樣子太可怕，一般人不好理解。
5月8日晚，天黑，大霧，沒任何聲音。半夜一點半，二班副向我報告：排長，前面有人說話、微微的。我去潛聽了好一陣，聽見了悉悉簌簌的草木搖動的聲音。
一會，一顆地雷響了，過後一個多小時，再沒有聲息。我估計，敵人想麻痺我們，作出踏響地雷就縮回去了的假象，其實已到了我們陣地前埋伏下。
我把無炮、火箭筒全調在這個方向，手榴彈也準備夠，綁成三枚一束。
我叫機槍手李光華一人留在主峰假工事內，到時候打一兩個點射換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