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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胡宗南在西昌期間，還派人分別勾結各少數民族的反動頭目。一九五①年二月初旬，自稱為西南邊疆民族總代表的楊砥中（貴州遵義縣土司，黑彝，“軍統”分子“國大”代表），和“軍統”的副處長黃逸公（安徽桐城縣人，此人在“軍統”的情況，在拙著“黑網錄”中有較詳細的敘述），攜帶電臺逃抵西昌。楊要求胡宗南給他名義，說願在西南少數民族中幫他活動、胡指派李猶龍跟楊、黃二人聯絡商量，後來就在西昌城內王濟民（越西人，白彝，“國大”代表）家中，成立了所謂“西南邊政委員會”，派楊砒中為主任季員，嶺光電、孫為副主任委員，嶺邦政、王濟民、羊仁安、李猶龍等二十多人為委員，黃逸公為秘書長。胡每月給該會五百至一千現洋做經費。楊砥中和黃逸公曾擬訂過一個工作計劃，由楊及嶺光電、孫三人負責，聯絡大涼山、川南、西昌、滬定及雲南、貴州境內各邊疆民族中的反動頭目，一律聘為“邊政委員會”委員，並準備在西昌召開擴大委員會議。自此，他們便紛紛寫信出去聯絡，但尚未成事，西昌即已解放。
三月中旬，楊砥中、黃逸公和李猶龍三人，還商量組織“邊疆工作隊”，準備以嶺光電、楊砥中所掌握的一些彝族青年為基礎，成立兩隊，一隊派往雲南作瓦族地區活動，一隊派往彝區活動。此項計劃經胡宗南批准，併發了部分經費，派往佧瓦族地區的一隊也已組成，但尚未動身，西昌已解放了。
三月初，羅列、趙龍文、李猶龍三人一起商量，說必要時可逃往西藏，但若要逃往西藏，必須經過木裡三大寺地區，應先派人去了解情況，進行聯絡。經胡宗南同意後，乃由談榮章介紹“軍統”特務湯某（湖南人，時任西昌警備司令部政工處專員，曾在西藏活動過）為“木裡三大寺宣慰使”，帶了兩個助手和電臺，並攜有哈達等禮品，一同前往。搞了一陣，並未見有什麼顯著的“成績”。
由上所述，可見，胡宗南到西昌後，反動的魔爪是拼命伸展的。
第廿二回
關山難越 唐式遵一命鳴呼
欺騙屬僚 胡宗南深夜偷走
唐式遵是在他當上了已經無省的“四川省主席”後，離開西昌走馬“上任”時丟掉性命的，可說是這個時期的一個插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蔣介石由重慶逃抵成都時，即派唐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四川省第一路遊擊指揮”，叫他協助胡宗南“死守成都”。但胡認為唐在四川無實力，起不了多大號召作用，對他並不重視，僅指派李猶龍、林樹恩、王元暉三人與他聯絡。
成都解放後，唐式遵輾轉逃到西康漢源縣羊仁安處。一九五①年一月底，他聽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已經被捉的訊息，官癮大發，即刻和羊仁安前往西昌活動，要當四川省主席。曾託賀國光向胡宗南提過，胡只答應考慮，但久未兌現。
二月二十日左右，胡宗南請唐式遵、羊仁安及隨唐、羊同到西昌的羅八千歲（名已忘，漢源人，哥老會大舵把子）、周瑞麟、伍道垣等七八人，在邛海新村吃春酒，並約賀國光、趙龍方、李猶龍等作陪。
春酒釀春昏，因此各人均大講其昏話。首先是胡宗南，講了一番“黨國垂危，大家要同心協力固守西昌”一類的話。接著唐式遵說：“四川老同事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人，都背叛了黨國，投降了共產黨；王陵基已被共產黨捉去；楊森、孫震等人，也已逃往臺灣了；現在只有我一個人還在大陸上為黨國奔走。我到西昌後，有人勸我逃臺灣，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又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的副長官兼第一路遊擊指揮，黨國今天危險到這樣的地步，我若逃往臺灣，不但對不起黨國，連自己的良心也對不起。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堅決要回四川號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與共產黨周旋到底。”
唐空喊了一頓之後，賀國光接著來湊趣。他說：“我今天聽到式遵兄的講話，真使我感慨萬端！老友四散凋零，黨國危迫眉睫，像式遵兄這樣肝膽忠貞的，尚有幾人？中央還不給以適當的權位，以施展其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戲演到這裡，他索性加一把勁，大哭起來，弄得“聲情並茂”。
這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