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死抵抗，戰後卻很少能得到幕府的獎勵，人人心懷怨憤。好不容易盼到幕府倒臺，然而所謂的“建武新政”也無法給他們以實利和補償，因此都恨朝廷入骨，希望再建一個能對自己有利的武士政權。尊氏的到來，對他們而言，彷彿是終於看到了一線曙光。於是趁著官軍因勝而驕，追趕不力的機會，不過一個月，足利尊氏在九州拉起了一支龐大的部隊，號稱五十萬，延元元年（1336年）四月三日啟程，分水陸兩路浩浩蕩蕩地踏上了東征之途。
決戰湊川（1）
此時的朝廷方面，北畠顯家的陸奧軍已回防奧州，在播磨（兵庫縣）佈防的只有新田義貞所部兩萬多人。面對如此強大的敵軍，京都朝廷再度手足無措。只有楠木正成足夠沉著，他早在尊氏西渡之時，就已經開始考慮未來的形勢對比和相應的防禦對策。當後醍醐天皇向正成問計時，他胸有成竹地奉上了寫成已久的《楠木奏摺》。
在此奏摺中，正成寫道：“尊氏既已率筑紫（九州島的舊名）九國之眾向京都進發，勢若雲霞。我方以疲憊之少量兵力同來勢洶湧之大兵力周旋，倘採用常規戰法必敗無疑。應召回義貞，如上次所為，君王臨幸山門，正成仍下河內，以畿內之兵封鎖澱川河口，從兩翼進攻入京之敵，使其軍糧枯竭，如此，則敵必將疲憊不堪。乘此機會，我方逐漸集結兵力，彼時義貞自比睿山，正成自後方來攻，則朝敵一舉可滅。義貞也可能有這樣想法，即如果連一仗也不打就撤退，人們會認為窩囊，是可恥的，因此要防衛兵庫。可戰爭最重要的是最後的勝利，應考慮此時情況，然後決定。”
孫子說“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說要把握戰爭的主動權。正成在這裡提出的糧食戰略，就是變被動為主動的戰略。如果按此戰略部署，義貞軍奉天皇固守比睿山，切斷北陸方面糧道，正成封鎖住澱川河口，扼制來自瀨戶內海方面敵人的水軍，進而會同義貞軍從南北兩方夾擊困在京都的足利軍，那麼，足利軍則不僅糧道斷絕，並且腹背受敵，有可能改變此次戰役的結局。
當然，足利尊氏也有可能吸取上次的教訓，並不急於進入京都。那麼他就面臨著或是進攻楠木軍或是進攻新田軍的選擇。如果他進攻楠木軍，則楠木軍可以重新退守金剛山區，憑藉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和堅固的防禦體系與足利軍周旋，使新田軍積蓄實力，並等待北畠軍二次南下，與足利軍決一雌雄。如果尊氏大軍北上攻擊新田軍，則楠木軍一來可以截斷自九州而來的足利軍後援，陷足利軍於困境，二來可以尾隨足利軍北上，與新田軍南北夾擊，在野戰中擊敗足利軍。
然而以參議藤原忠清為首的公卿們卻竭力反對這一正確戰略，在他們看來，真正的朝敵不是急欲竊取皇統的足利尊氏，反倒是要剝奪他們來之不易的優裕生活、趕他們出京都的楠木正成。後醍醐天皇也是同樣想法，他駁回了正成的奏摺，命令他率兵出京去協助新田義貞，抵禦足利叛軍。
因為建武新政失去人心，最主要是失去了各地的武士之心，據說聲威赫赫的楠木正成在本領內徵兵時，曾和他出生入死的武士們都面有難色。楠木正成的本領在河內一帶，在面臨幕府百萬大軍的時候，這些河內武士堅決與正成站在一起，把身家性命都交給他，而如今卻不願再次與正成並肩戰鬥了。是正成變了麼？沒有，正成依舊英勇善戰，依舊決勝千里，依舊是當年金剛山上的楠木兵衛正成，變的是站在正成身後的後醍醐天皇。想當年“元弘之變”的時候，河內武士是不堪幕府的壓迫，寄希望於正成帶領他們支援後醍醐天皇，推翻幕府，改天換地，從此揚眉吐氣。而今鎌倉幕府被推翻了，武士們卻沒有得到他們想得到的，甚至面對著還不如幕府時期！這樣的朝廷已經不再值得他們去效命，這樣的天皇已經不再值得他們去奮戰。在河內武士看來，若是出身武士的足利尊氏獲得了最終的勝利，他們恐怕會得到比現在更多的利益。
對此情況，正成又何嘗不知呢？他的內心同樣充滿著矛盾和痛苦。他完全瞭解，後醍醐天皇沒有給社會帶來光明，而現在又絲毫沒有改變錯誤政策、哪怕是略微反省一下自己的舉措。人心已經全面轉向足利尊氏，後醍醐天皇一方的失敗是早晚的事情。但當足利尊氏舉起反旗那一刻，正成已經認定他是叛賊。正邪不能兩立，更何況“只要聽說正成未死，聖業必能實現”的誓言言猶在耳。文死諫，武死戰，事到如今，正成諫已諫過，唯有拼死一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
理想已然破滅，懷著理想的人既然不願屈從於現實，那也就只有隨理想而去了。這是古往今來許多理想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