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義且在精神上獲得滿足的強權，要為茫然、迷失方向和破碎的一切提供一個堅實的框架支撐，而不僅僅是提供物質上的便利。日本人民迫切地需要有人為他們指明方向，需要方向感，需要制定目標給他們的生活賦予意義，他們肯定會歡迎建立這樣一種框架。在這方面，日本可以再度學習世界各地的經驗並加以改良。但這次日本必須尋求跟全世界分享其成就，不只是利用其成就作為其優越性的證據。日本必定會摒棄“鎖國”的殘餘思想，從思想上繼續成為世界更加和諧的一個組成部分。
近年來，當代西方人權思想的萌芽和發展也許是日本參與全球化活動的積極因素。日本民主黨的發展對政治活動是一種鼓舞，也給選民提供了更加現實的選擇，而且與典型的西方民主也是相吻合的。小泉內閣進行重大改革的意願也是個好徵兆——儘管改革自身可能激化焦慮感，因此改革必須小心謹慎地進行。小泉強調民族自豪感和國際意識相結合的重要性，這似乎是個合理明智的目標——只要其自豪感中不存在傲慢自大，國際意識包含積極的參與而不僅僅是被動的意識。
成為後現代的生活方式超級強權對於日本將是一大挑戰，因為當今時代的許多價值不容易跟日本的傳統觀念調和，諸如國家的權威指導、個人犧牲及辛勤工作。但日本人長久以來喜歡挑戰並積極地對挑戰作出反應，朝一個從前被承諾的目標努力，將使得這個挑戰更加有吸引力。
本章綜述（1）
佔領戰敗的日本主要是美國的工作。起初基於解除軍備與民主化的雙重目標，佔領日本主要是建設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對於麥克阿瑟與華盛頓的某些人，這是建立一個烏托邦的機會。解除軍備政策包括軍隊的復員、解散對戰爭有過貢獻的財閥、整肅位居有力職位的不適任人物，以及懲罰戰犯。由於麥克阿瑟的私下保護，裕仁不被當作戰犯審判，甚至也沒被迫遜位。他反而在麥帥的民主化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為凡人與全國的象徵，而且也使佔領當局的改革具有合法性。解除軍備的首要政策是放棄戰爭，而這政策被列入新憲法之中。
由年輕的美國人擬定而只包含有限日本人意見的新憲法，體現在佔領當局大多數的民主改革措施之中。它確立了裕仁的新角色，把國家主權授予人民，確認人權與男女平等，確立政教分離，確認諸如言論、###等各種自由，提供有關勞工與教育的進步改革。此外，政黨政治重新實施。進步性的土地改革大大減少佃戶數目，使更多人擁有自耕地。
然而，美國與日本有許多人認為改革太自由化，尤其在日益升高的冷戰緊張形勢下。人們特別關切共產主義的崛起。麥帥必須在最後關頭禁止原定於1947年2月的大罷工，這是勞工騷動與共產黨威脅的象徵。經濟持續疲軟增加了共產黨接管的威脅。
華盛頓在1947年似乎對麥帥失去信心，並派來若干採取較強硬路線的顧問。當時主要的目標是加強日本經濟並使它成為自由世界的遠東堡壘。當局停止整肅與解散財閥，日本也免於支付鉅額賠償給受害國，剛被提出的勞工法律也被強化。在美國專家顧問的指導下，透過嚴格的金融政策，通貨膨脹減少而經濟開始復甦。經濟復甦的一大後援來自美國參加朝鮮戰爭（1950年爆發）即需的採購。
朝鮮戰爭也導致麥帥因與杜魯門總統在政策上的歧見而被免職，導致和約的簽署與佔領的結束。簽署和約的同時，美國與日本簽署安保條約，允許美軍駐日。因美國實際負起日本安全的責任（儘管成立了自衛隊），日本花費很少的國防支出，此舉對經濟有進一步的助益。
在20世紀50年代，保守的日本政府特意取消佔領當局的某些改革。尤其在教育方面，中央集權與緊密的中央控制被重新引進。但它沒取消佔領當局近年來的經濟政策，而是以這些政策作為基礎，然後和日本政府指導經濟的傳統結合起來。經濟表現進一步受到傳統態度的幫助，諸如為了國家願意學習與努力工作，有些人甚至於決心重新打一仗，但這次是在經濟領域。
透過這些與種種其他經濟因素——自助與美國的協助、權威與民主、文化傾向與經濟機制的混合——日本能夠在其後20年實現迅速的經濟增長。在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僅次於美國與蘇聯。
進步不總是平穩的。工業化產生嚴重汙染。勞工騷動在20世紀50年代仍持續，在1960年三池礦場的勞資大對抗達到高潮，一方是勞工運動，另一方是政府與商界的聯合。後者勝利了。從這時起，許多所謂的日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