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飢寒交迫形成鮮明對照。這部和鄭君裡共同導演的影片是對蔣介石統治的有力控訴。
在《希望在人間》一片中，沈浮表面上描寫日本佔領時期的生活，實際上揭露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左翼的教授們面臨的恐怖。根據陽翰笙的劇本，這位導演又攝製了《萬家燈火》，描寫一些小人物的生活，住房的恐慌，他們的困苦和希望，格調近似新現實主義，與戰前的中國影片也相近。最後，在《烏鴉與麻雀》中，鄭君裡讓一個貪婪的虐待房客的房東穿上國民黨軍官的制服，影片因此遭到檢查機關的禁映。
黃佐臨的開端很引人注目，他在自由地改編高爾基的《底層》上很獲成功①，尤其是那部描寫被遺棄的兒童悲慘經歷的《表》更是這樣。這部影片的風格也和新現實主義相近，儘管這位作者當時連一部義大利影片也未看過。①黃佐臨改編的影片名《夜店》，系文華影片公司出品。——譯者。
另一方面，在中國東北蔣介石對之作戰的人民軍隊裡，影片生產日趨發展。人民軍奪得長春電影製片廠的裝置，在哈爾濱地區成立一個“游擊區製片廠”（由一個攝影棚與洗印間組成），他們得到日軍戰俘和進步技術人員的幫助，從1947年到1948年在那裡攝製了幾部紀錄片和一部中型木偶片（《皇帝夢》），同時，王濱開始導演一部長片《橋》，由解放軍文工團培養出來的演員演出。
這部影片在長春拍成，當時該城的陷落標誌著國民黨潰敗的開始。游擊區製片廠培養出來的導演與攝影師們此時跟隨**的部隊經歷勝利的進軍，在每次戰役中都拍下了重要的紀錄片，其中最突出是《百萬雄師下江南》，表現無數帆船組成的艦隊越過長江天險。當蔣介石退守臺灣時，有些上海的製片人也退到香港，但是幾乎大部分的中國電影界的藝術骨幹都滿懷喜悅、熱情地歡迎新政權。私營製片廠在此後好幾年中繼續在上海攝製影片。
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的一
年間，上海、北京、長春的製片廠共生產了50餘部影片。
長春攝製了《中華女兒》，凌子風和翟強在這部影片裡描述一個農家姑娘在她的村莊被日軍燒燬後，參加了游擊隊。游擊隊員們秋天在森林裡採食蘑菇，之後遇上大雪，農民用雪橇為他們運來大米。春回大地之時，在櫟樹和荒草叢中，響起了《國際歌》的歌聲。經過幾次勝利之後，最後的戰鬥展開了，年輕的女戰士們被日本兵圍困，壯烈地投身江中犧牲。
長春生產的最傑出的影片是《白毛女》，王濱和水華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把一個來自國內戰爭時期民間傳說的歌劇搬上了銀幕。他們在影片中以真實感人的筆法，描寫封建地主的受害者——一個年輕女僕的痛苦遭遇。在北京生產的影片中，應該提到的有《我這一輩子》，該片由石揮根據老舍的一部小說改編，以豐富的幽默情調錶現這座帝國京城從義和團戰爭到日本佔領結束這個時期中的狀況；還有《新兒女英雄傳》，是呂班和史東山根據孔厥與袁靜的小說原作改編的，它透過戰爭與革命的種種經歷，描繪出一對年輕的農民夫婦的愛情與遭遇，影片的風格粗獷，使人同時想起《悲慘世界》與《一江春水向東流》。最後在上海，攝製的影片有劇情激烈、對比鮮明的《上饒集中營》（沙蒙和張客導演），《翠崗紅旗》（張駿祥導演），尤其是《團結起來到明天》這部影片，趙明在該片中歌頌了國民黨統治末期工人的英雄鬥爭。年輕的中國電影所表現出來的生命力使人回想起蘇聯初期影片那種蓬勃的生氣。它受蘇聯影片的薰陶，也受游擊區電影的經驗以及同國民黨半合法鬥爭的經驗的影響，最後它還受最古老而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傳統的影響。
繼1950年的影片大量生產之後，人民中國力圖提高它的電影的質量，著重於劇本的完美無缺。這種注意做過了頭，對電影劇本的草稿進行無休無止的討論，最後卻從不把它們拍成影片，這就妨礙了影片的生產，以至到1952—1954年間影片年產量下降到不足20部，而一般質量卻無顯著的提高。
在這個時期攝製的影片中，陳西禾在上海導演的《姐姐妹妹站起來》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統治下妓女的可怕命運。呂班在長春攝製的《六號門》可稱為是一部傑作，它描寫天津碼頭工人組織的一次反對國民黨和那些在碼頭上作威作福欺壓工人的惡霸的罷工。石揮的《雞毛信》在手法的新穎上與嚴恭的《結婚》不相上下。
林農和謝晉的《風波》激情地描述了農村中反對那些涉及婦女的宗法的與家庭的野蠻習俗的鬥爭。但是，湯曉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