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司徒慧敏、於伶和另一些電影工作者從上海流亡到香港。在這個英國殖民地上，隨著有聲電影的出現，電影生產數量很多（1937年生產了150部影片），尤其是粵語片。但是，除蘇怡的影片（《蘭谷萍蹤》，1932年攝製；《最後關頭》，1937年攝製）之外，大都是些質量平庸的戲曲片、神話片、傳奇片、好萊塢B級偵探片與澀情片的翻版。
新的電影工作者到來促進了香港電影藝術的發展。儘管英國當局的檢查很嚴，仍有許多影片頌揚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例如蔡楚生的傑作《孤島天堂》，羅志雄的《小老虎》，李鐵的《火窟出蘭》。
這些影片在東南亞的華人電影院裡很能賣座。觀眾對它們的歡迎也使真正中國的製片業能在上海的租界裡繼續存在，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為止。就在這樣一個半被日軍佔領的城市裡，電影工作者們大力歌頌中國人民的英雄抗敵，尤其是透過一些歷史題材來表現這點。
早在大舉侵略中國之前，日本軍閥和企業界就已經在偽滿洲國的首都長春建成一所現代化的大製片廠。該廠由一名憲兵上校主管，八年中間（1937—1945年）共生產了120部故事片，這些故事片質量低劣，多半是由日本人導演。
長春製片廠後來又在北京設立分廠（年產五六部影片）。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和日本人佔領上海的公共租界區以後，日本在上海的製片托拉斯“華影”在四年間攝製300部影片①。這些影片也和淪陷區的其他影片一樣，絕大多數為商業片（恐怖片、神怪片、澀情片、偵探片），但是有些影片為了狡猾宣傳的目的，譴責了歐洲殖民主義過去的罪惡勾當，導致了某些導演與日本人的合作。例如卜萬蒼就導演了《萬世流芳》這部冗長呆板令人生厭的傳記片，描寫一位中國將軍②1839年在廣州焚燬英國人輸入的鴉片。但是，“華影”的影片大多是由日本人導演（甚至有時由日本人演出）。①“華影”，是日偽在1943年5月成立的“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的簡稱，該公司只有兩年的歷史，作者文中稱“四年間……”應為“兩年間”。——譯者。
②指林則徐。——譯者。
1936年，國民黨控制的“中央電影攝影場”在南京正式開張①。到了1938年，由於蔣介石和**之間簽訂了合作協定，“中電”也在好幾個月裡成為進步人士公開合作製片的中心。南京失守之後，一些製片廠在臨時首都重慶匆促成立。它們被用來作為製作《塞上風雲》這部經過艱難的長途跋涉到內蒙古拍攝外景的影片的基地。應雲衛導演的這部影片是由著名女演員黎莉莉主演、根據陽翰笙創作的劇本拍攝的，陽翰笙是許多進步影片的傑出劇作者之一（1932—1937年攝製的《中國海的怒潮》、《鐵板紅淚錄》、《逃亡》等片的劇本都是他寫的）。《塞上風雲》是在景色非常優美的草原拍攝的一部極引人入勝的影片，歌頌漢族與蒙古族人民的團結一致。日本人則於1944年也在那裡拍了一部《成吉思汗》以示對抗，該片是同內蒙古的資本家合作攝製的。①“中央電影攝影場”，簡稱“中電”，據查證，成立於1933年10月，此處有誤。——譯者。
蔣介石推翻了1937年的協定，在1941年命令他的軍隊進攻人民軍隊。但**仍然穩固地住在延安，在那裡有許多來自上海的電影工作者開始拍攝了一些最早的紀錄片，這要歸功於尤里斯·伊文思，他在1939年拍攝《四萬萬人民》時送給解放區一臺攝影機。
日本戰敗後，中國在1946年擁有的電影院和1930年一樣，只有300家。製片業又在上海恢復，在急遽出現的通貨膨脹的刺激下，1948年前後生產的影片可能達到300部之多。
接收日偽財產使得國民黨擁有許多重要的放映網和製片廠（在上海、北京、長春、南京等地）。然而，儘管有嚴厲的壓制，國民黨還是無法阻止進步人士重新掌握優秀影片的生產。由於腐化，檢查機關對極左傾向熟視無睹，這種傾向當時無論在上海的私營製片廠裡還是在國民黨控制的製片廠裡，都越來越趨明顯。
蔡楚生的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在上海獲得這樣巨大的成功：整夜守候在電影院門外的觀眾為了早些進入放映廳，擠破了門。這部長篇傳奇式的史詩分為上、下兩集，描述從1934年到1946年中國一個家庭的經歷，當中穿插著一些戲劇性的歷史事件：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軍隊的敗退，佔領時期的痛苦生活，集中營，饑饉，充斥重慶的貪汙**，光復後投機商人的窮奢極欲與人民大眾